谷歌CEO皮查伊：科技解决不了人类的问题

　　对比谷歌20年的发展史，它如今面临的挑战可谓空前。员工对性骚扰问题满怀愤怒，高管也在密切关注海外业务。在发现数据泄露事件后，谷歌明年将关闭其社交网络。而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争论(包括建立军事级人工智能技术的争论)正在激怒员工。

　　然而，负责领导谷歌通过这个雷区的人并非该公司的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甚至也不是其前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而是一位在印度钦奈(Chennai)长大的、言语温和的工程师，他的名字叫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皮查伊从小就喜欢读书，曾就读于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斯坦福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还获得了很多高等学位。在Applied Materials和麦肯锡公司任职后，他于2004年加入谷歌。

　　皮查伊帮助谷歌开发了Chrome浏览器，并于2014年接管了产品和平台的研发和技术工作，其中也包括搜索、广告和Android。他于2015年担任首席执行官，并于去年加入谷歌母公司Alphabet董事会。以下为采访概要

　　问：谈谈你在钦奈的童年生活吧。

　　答：我的生活很简单，比今天的世界好得多。我们住的房子很一般，里面还有租户。我们会睡在客厅的地板上。我小时候发生过旱灾，我们很焦虑。即使是现在，我仍然要在床边放一瓶水才能睡着。其他人家里有冰箱，我们后来也终于有了一台冰箱。这是件大事。

　　但我有很多时间读书，我也读了很多书。但凡手头有的书我都读过。我读过狄更斯。朋友、玩街头板球、看书——这就是生活的全部。但你从未感到缺乏任何东西。

　　问：你来到斯坦福大学后有什么感觉？

　　答：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一直想来硅谷。我懵懵懂懂知道这就是一切都发生的地方。我记得是在加州降落，我在寄宿家庭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我从机场坐上车之后的感觉是：“哇，这里到处都是棕色。”但这家人却说：“我们更愿意称之为金色。”

　　我在印度理工学院上学时很少能接触计算机——大概只有三四次。来到这些可以使用计算机并且可以编程的实验室，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我完全沉浸其中，在某种程度上讲，我甚至都不明白互联网发生了更大的转变。

　　问：你14年前开始在谷歌工作。跟你加入时相比，它还是同一家公司吗？

　　答：当我第一次加入谷歌时，发现这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地方，这让我震惊不已。在我们今天做的许多事情上，我仍然看到了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但世界已经变了。也许出现了更多的现实主义，人们也意识到某些事情是多么艰难。我们也遭遇了更多的失败。但是公司里总是有一股强烈的理想主义，你今天仍然会看到它。

　　问：你的家人是如何接触科技的？

　　答：当我星期五晚上回家时，真的想把设备丢到一边。但我没能做到。我们家里的电视不能轻易使用，所以看电视之前需要“激活能量”。我很矛盾，因为我看到孩子们能够从这一切中学到东西。我的儿子今年11岁，他正在挖掘以太坊并赚钱。他正在深入了解世界如何运作，商业如何运作。

　　每一代人都对新技术感到担忧，也都感觉这次不一样。我们的父母担心猫王对孩子的影响。所以，我总是问这个问题：“这次为什么会不一样？”话虽如此，我确实意识到现在发生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得多。我儿子还没有手机。

　　问：为什么像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似乎很容易从社交媒体平台上禁止色情和暴力图片，但是却很难根除针对孩子的宣传、虚假信息和令人不安的内容？

　　答：在某些领域，社会针对善恶美丑达成了共识，在另外领域，整个社会却很难划清界限。你觉得另外一群人因为言论自由而对你表达歧视观点，与仇恨言论之间有什么区别？美国和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分方法存在很大差异。我们不得不保护美国允许的视频，但在欧洲，人们却认为这是在传播仇恨言论。

　　人们是否可以说他们不相信气候变化是真的？或者说疫苗不起作用？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我们都在使用人工审核，但人工审核也会犯错误。

　　问：本月估计有2万名谷歌员工参加了性骚扰抗议活动。你现在给员工传达的信息是什么？

　　答：人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希望我们改进，希望我们证明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承认自己的确做错了一些事情。我们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运营公司。但是经历这样的过程，你会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我们建立了各种渠道让人们可以报告问题。但使用这些流程时所遇到的困难比我们想象得更大。

　　问：公司有士气问题吗？

　　答：世界上存在很多挑战，鉴于谷歌的业务方向，我们觉得我们处于许多问题的最前沿。但是，当人们说“哇，那里有很多挑战”时，我总是说，“没有比活在当下更好的时候了。”我尝试过想象自己出在这个世界的不同时期。如果你度过了一战、流感大暴发或者大萧条，那么后面还有二战。如果你是在20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Marting Luther King)被枪杀，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后来被枪杀。如果是在越南，那就会遭遇冷战，还有古巴导弹危机——没有比活在当下更好的时候了。

　　但话说回来，我认为，作为人类，我们要应对越来越多重大的事情。作为谷歌这样的公司，我们有更深层次的使命，我们感受到了自己肩负的重压。我感觉人们都充满活力，他们想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问：您是否担心硅谷陷入群体思维并失去优势？

　　答：硅谷未必永远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地方。上帝不会赋予我们这样的权利。但是我相信现在，硅谷有许多人在悄悄地研究一些东西，等到我们10年后回顾过去的时候，就会感觉这都是一些意义深远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正处于科技巅峰，就像之前的互联网一样。

　　问：你是否还觉得硅谷保留了你当初来到这里的时候打动你的那种理想主义？

　　答：那种乐观情绪仍然存在，但乐观主义受到审慎情绪的影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知道，我们更加审慎，而且我们对我们的工作也更加深思熟虑。但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东西，那就是：科技并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这么想肯定很天真。科技是推动力，但人类必须处理人类自己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太过于依赖科技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可能对科技过度解读，把它当成了所有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