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结束任期回到国内,倡导的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三波思潮的新结构经济学,受到了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引发了诸多讨论。
林毅夫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国情出发去探讨解决问题的路径,而非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
近年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波兰、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具体的应用,并取得了成效。什么是“本体”,什么是“常无”?新结构经济学对当代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是什么?知名财经主持人姚长盛对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进行了专访。
60S要点速读:
1、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如果船不动、水不流,剑还会在那个地方。可是如果船动了、水流了,刻舟求剑就不对了。任何理论都在一定条件下是对的,但是条件可能变,所以我们要了解现象,就应该重新从最基本的点出发。
2、波兰借鉴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去年波兰以欧盟10%的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占整个欧盟的70%。
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能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到2025年左右,中国大陆可能成为第三个。
4、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做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少数能够赶上或是大幅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地区,其主要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一般是错误的。
5、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的发展,人们大部分看到的是问题,却没有搞清楚产生问题背后的原因。在这样的状况下去解决问题,可能会把问题搞得更糟。
6、新结构经济学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主张是,让企业家发挥市场敏感度去寻找创新的机会,在企业家解决不了的瓶颈限制,政府要补位。
7、中国改革开放40年能够取得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从哲学上讲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具体操作上讲,就是不断审时度势,在该改能改的地方推动改革,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
8、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大部分还是在引进的阶段。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开创了我国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之先河,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专访精编:
姚长盛:为什么您会把“本体”和“常无”这样带有中国道教色彩的内容,放到对经济学的理解中?
林毅夫:不管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成为体系的理论、思想,大都是这两个原则的应用。
举个具体的例子,《论语》里,弟子问孔子什么叫“仁”,孔子回答了二十几次,每一次答的都不一样。为什么呢?“仁”是儒家哲学的“本体”,它的表现方式会根据条件不同而不同。
经济学也有自己的“本体”,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的人”,在经济学里是说,当一个决策者面临选择时,他总是在可选择的范围里,选择他认为最好的。但是,不同的人,可选择的范围也会不一样;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也可能不一样。
所谓经济学的理论,是描述一个决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如何做选择。但是,条件不断在变化,因此,特定条件之下的选择,就不会放之四海而皆准。换句话说,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刻舟求剑。
如果船不动、水不流,剑还会在那个地方。可是如果船动了、水流了,刻舟求剑就不对了。任何理论都在一定条件下是对的,但是条件可能变,所以我们要了解现象,就应该重新从最基本的点出发——决策者是谁,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可动用的资源有多少,限制条件是什么,有何种可能的选择,在决策者的若干个选择当中,哪一个可能是最好的。
总的来说,分析问题时,不以任何现有的理论和经验作为出发点,而是以“理性”原则为出发点来分析,看谁是决策者,面临什么问题,要达到什么目标,有何种可能的选择,那种是对决策者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这是经济学的“本体”,每一次都从“本体”出发,而不是现有的理论或经验出发,重新构建对问题的理解,这叫“常无”。
姚长盛:很多非洲国家对您的理论也特别感兴趣,您的理论在那里得到了怎样的应用?新结构经济学为什么会对它们有这么强的吸引力?
林毅夫:非洲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现代化。它们认为发达国家民富国强,必有其道理,把发达国家那套道理学会,就可以拿回来改造自己的国家,但是实际效果非常不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能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到2025年左右,中国大陆可能成为第三个。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中。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做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少数能够赶上或是大幅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地区,其主要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一般是错误的。
中国的经验也不能照搬到非洲国家,但是有一个基本规律——经济发展要有竞争力,选择的产业应该符合当地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样要素生产成本才能低。
单单有比较优势还不够,交易成本也要低。不能说企业家开个工厂,还必须自己提供电力供应,改善港口,完善金融体系,之后才能来做投资。企业家做不了这些,需要政府帮忙来做。正如前面所讲,基本原则是既要发挥市场的有效性,也要政府积极有为、因势利导。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普遍比较差,一些制度安排也充满扭曲。理想情况下,应该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但是政府没有那么多资源,也没有那么强的执行能力。
对这些问题,中国的经验是像毛主席所说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没有办法把全国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同时搞好,政府可以设立一个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园区里实行一站式服务,这样就能快速把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
这样一来,出口增加了,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多了,社会比较稳定,大家对未来有比较好的预期;经济发展快了,税收也增加了,政府的资源也多了,能够扩大的基础设施范围就越来越大,这样经济就会进入良性循环。
这套思路在非洲国家也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比如埃塞俄比亚,它本来是非洲最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内陆国家,过去这五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四倍,工业产值也增加了四倍多,经济增速平均10%,这还是在整个非洲国家出现去工业化的状况之下发生的。
本来是大家认为不太可能发展起来的地方,但它发展起来了,我想它就是参考中国的经验。
除了非洲国家,像东欧国家波兰也借鉴了这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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