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汪建跨越鸿沟的对话：华大从来没有危机感(2)

　　我女儿问我，“我算哪里人”。我说，“你算天上人，你从小就飞来飞去”。她从几岁就开始出国，一直到她飞遍全世界。最富裕和最贫困的地方，她都去过了。这就回到另外两个字：活法。你喜欢这种活法，就这么去活。

　　CE：很多企业家的子女会继承父母的事业，比如新希望集团的刘畅，娃哈哈集团的宗馥莉，你跟女儿有没有这方面的交流？

　　汪建：我女儿30岁那年找我谈话，她说，“你从小教育我独立自主，我都30了，你还老在我耳边上絮絮叨叨，你能不能滚远一点。” 

　　CE：你是对资本和金融保持一定距离的人。为什么女儿选择这条路（汪建的女儿曾就职于国际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时，你没管她呢？

　　汪建：管不了，我们家女儿比我还叛逆。见着她，就是领导来了。

　　谈科学创新与政商关系：

　　“双重情怀、干干净净”

　　CE：你最初把实验室搬到西藏去，是不是觉得太憋屈了，想找一个最释放、最野性的地方？

　　汪建：对。我在科学院工作，老跟人吵架，就把实验室搬到西藏去了。正好（2003年）科学院成立青藏高原所，给我分了一块四五百平米的实验室。到2007年我们离开科学院时，我们几十万（元）的家具都扔到那了。

　　CE：为什么跟人吵架？

　　汪建：烦。在体制内的那个时候，我是副局级的干部。又得守规矩，又要坚持自己的东西，天天扯皮。

　　CE：你说的“政治性>社会协调性>经济性>技术性>管理性>科学性”，这种想法是在当时形成的吗？

　　汪建：不是。要做人类基因组计划，一定是政治性，那是全球的大政治，不是我说能做就做的了。所以大科学一定是政治性>社会协调性>经济性>技术性>管理性>科学性。小科学则倒过来，科学性第一，政治性最不重要。

　　CE：什么是小科学，什么是大科学？

　　汪建：小科学，就是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搞出来就搞，搞不出来就搞不出来。大科学，就是三规：规定目标、规定经费、规定时间完成。像人类基因组计划，30多亿美元，15年时间，完成这个项目，这叫大科学。

　　CE：像这种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并完成1%的项目，带给你的快感，在华大上市时有吗？

　　汪建：上市是水到渠成、轻而易举，不让我们上市天理不容，怎么会有（那种快感）呢。它没有探索性，没有挑战性，只是规范就完了。

　　CE：上市的时候，你为什么钟也没敲，转身就走了？

　　汪建：我为什么敲那个呢，我怎么能沾那个东西呢？

　　CE：不能沾铜，是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想法？

　　汪建：我传统吗？

　　CE：是啊，所以你身上有反传统的一面，或者更领先时代的一面。

　　汪建：对啊，这个我怎么那么爱听啊。

　　CE：那不敲钟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汪建：有人敲就行了。我们把肿瘤、残疾病人给救了。他们敲的是疾病的丧钟，我敲它干吗呢。而且让我敲钟的时候，我要上厕所。那一刻尿频、尿急了，所以没有说跟敲钟过不去。

　　CE：不是因为不能沾铜。

　　汪建：我要说不能沾铜，不是把那些人都得罪了吗。我多狡猾。

　　CE：我看你上市讲话的时候，也是拿着手机在那念。

　　汪建：多时髦。

　　CE：如果说上市谈不上后悔，那让你觉得后悔的事是不是挺少的？

　　汪建：有几件事我蛮后悔的。比如当年我在会上讲艾滋病被拔电。上市其实也是，如果我们早点上市，很多疾病状况都会好很多。但过去20年，我们在性格上或者说话上懦弱。

　　CE：你还有这一面？

　　汪建：（有些想法）不知道跟谁说。我去会上讲，人家不让我讲，我怎么办？97、98年的时候，我在内蒙大草原看到风沙漫天，我还给中南海写了封信，叫“不发展才是硬道理”，寄出去没有人理我，我也没有其他渠道。后来发现，人微言轻。

　　CE：2014年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被叫停，你是什么心情？

　　汪建：我们一做（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就上报了。按照当时的规矩，人家说，收都不能收你的（申报材料）。好多政策上的细节是根据过去的情况定的，你一旦有科技突破，政策肯定不合适。就跟股票市场一样，不是说后悔不后悔，你要冷静地去看这个问题，不能全盘否定。有些政策虽然滞后，但至少比没有进了一步。

　　但一个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一定是政策法规的创新和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良性互动才行。你做好了就引领了，做不好就不引领，实际上就是人性的博弈和说服。为什么我很佩服美国那些大牌的科学家？能说服国家领导人。中国的科学家与国家领导人中间隔了好几层：一个是主管部门、一个是大科学家——影响国家决策和战略的人。这两关过不去，就过不去了。

　　CE：民生领域跟政府打的交道比较多，你也比较重视政府关系。在处理这种政商关系时，如何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距离？

　　汪建：很难说民生就是直接的商业。我们做民生是直接把（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拉到市场价的1/3、1/5，利润弄得很低，让政府下决心来做这个事，而不是去拉拢它。任何下面的交易都没有，本来就是干干净净的关系。而且做这些事的人，一般都有双重情怀。第一，他是真正关心老百姓的。第二，他真是有一些科技基础的，他听得懂、看得见，还知道这是一个无穷大、应该做的事。

　　谈企业管理与挑战：

　　“顺应这个时代，又超越这个时代”

　　CE：5月21日晚间，上市公司华大基因公告说计划发10亿元债券？

　　汪建：我没太关心。

　　CE：你得签字。

　　汪建：现在大家都很负责任，他们按着我签就可以了。第一，我没那个能耐在管理上做这些事情，我也没那个闲心。当管理出效益的时候，肯定是创新性质不足了。在管理和创新之间，我选择创新。人要都全的话，怎么可能啊。

　　CE：但华大在管理上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足。

　　汪建：不是一点点不足，有很多不足。

　　CE：在优化管理上，华大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措施？

　　汪建：华大是为了公益事业诞生的。起步时，我们创始人之间并没有说你的股份多，我的股份少。到现在，我们几个创始人都没有分股，理论上挂我头上了，因为我先离开体制，他们后面才离开体制。我们是自愿、自由组合的团队，也是自律、自驱的。

　　现在华大有几千人，林子大了，全靠“自”是不行的，要讲规矩、讲组织、讲纪律、讲管理。我想，只要严肃起来就可以了。最主要的挑战，就统一早期自愿、自觉那批人和后面这批人的心理。

　　CE：如何变得严肃起来呢？看起来这个事不是那么简单？

　　汪建：也不复杂。你要有目标导向，做不到就说不过去了，不是说我天天要刷你的卡。主要是，我们的科学、技术、教育、产业板块都搅到一块了，放在统一的标准里管理比较难。但如果不搅到一块，也很难有这个生态体系。没这个生态体系，你就觉得很亏。

　　CE：像OKR这类的概念和方法，你了解过吗？

　　汪建：我不了解。华大的板块是多元的，很难用现在的工业思维去考察这一块。也希望你们写作的时候，真的要把生命科学时代和工业时代做一个区分，它们有太多的不一样。但我们又处在这个工业时代。所以说，怎么顺应这个时代，又超越这个时代，是华大最大的挑战。

　　CE：你强调的“生命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

　　汪建：第一，把农业问题彻底解决。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农业问题，在未来都不存在。我原来喊“大海航行不靠舵手，万物生长不靠太阳，天下无农”。但假如我们去月亮或火星，不可能携带水和空气，只有太阳能。我们必须做一个循环系统：吃什么，拉什么——拉什么，种什么——种什么，再吃什么。可能三个星期、六个星期循环一次。这也是我说的“基因调控下的能量转换效率”。

　　第二，如果我们要走火星区，不能有病。带医生可以，能带那么多药吗？能带那么多手术刀吗？一定是天下无病。

　　第三，不能生育肯定不好玩，得男女搭配。搭配的话，一定要天下无残。

　　第四，天上的衰老也应该延后吧？飞了好多年才飞到那，然后老了又死了，那搞什么搞？人的寿命应该得到极大延长。

　　假设火星是什么样，生命时代就一定是那样，农业、环境、资源不是问题，也不去追求豪华的、无用的东西，什么货币、黄金白银、珠宝都不需要，要的就是健康、长寿、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