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新时期增长结构特征，加快向新经济转型

　　一段时期以来，很多民营企业家都在思考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生意越来越难做？”是自己能力不行、资源不够，还是宏观形势发生了大的、更复杂的变化？如果只有个别企业经营困难，那是企业的问题；如果只有个别行业经营困难，那是行业问题；如果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都很艰难，或者很多行业都不景气，那就是宏观经济有重大变化或遇到了新的问题。正因为有这些新的复杂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深刻认知和把握，才有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有了十九大提出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变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才有了“高质量发展战略”和“新旧动能转换”等。

　　有的知名企业家说“不用看宏观”、“宏观经济跟你没多大关系”。我的观点是，或许过去四十年都可以不看宏观，但是今天中国企业家必须认真研究宏观经济形势。当然看宏观不能瞎看，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表象看结构和规律，透过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看未来，否则就很难找到未来的方向，反而越看越悲观。

　　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而言，当前形势看宏观，有几个关键点：第一，要辨别区分周期性问题和历史发展阶段问题；第二要客观认识体制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第三，要前瞻性把握新经济的方向、特征和价值创造的新规律。

　　一、区分周期性问题和历史发展阶段问题

　　成功的企业家都经历了一轮一轮的经济周期，如果这次的经济困难也是跟之前若干次一样只是个周期性问题，那就简单了，因为“燕子飞了，还有再来的是时候；桃花谢了，还有再开的时候。”只要坚持熬过冬天，春天就一定会来临。然而，如果这次不全是周期性问题呢？如果某些旧的增长红利一去不复返了呢？

　　中国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近300年的三次工业化革命历程，目前中国还不能叫后工业社会，但毫无疑问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传统制造业的增长空间必然长期受限。中国仍然应该毫不动摇地重视制造业，因为这是大国和强国的基础。但是重视农业和制造业是基础，并不意味着它们在GDP的占比会逐步地提高，相反它们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还会不可逆转地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底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9.6%，服务业占比52.16%。而同期德国、日本的制造业占比是20%强，美国的制造业占比只要11.2%，英国制造业在GDP比重占比在10%以下。

　　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大体相当于美国的1970年。当时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61.22%(中国2018年为52.16%)，第二产业占比为35.24%(中国2018年为40.65%)，第一产业占比为3.54%(中国2018年为7.19%)

　　在经济增长这个大蛋糕里，如果处在份额不断缩水的产业中，那就不得不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如果你身处份额不断扩大的产业，自然会觉得天地广阔，生意越来越好做。从长期趋势来看，未来某一天中国产业结构也会像上述发达国家一样呈现“二八现象”：即传统制造业的比重会下降到20%，上述工业化后期不可逆转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正在带给传统制造企业越来越大的转型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的城镇化率2018年也已经达到59.6%，还有十个点的城镇化空间，整体城镇化速度正在放缓。在未来长期城镇化还有10%发展空间的背景下，在那些跟前期快速城镇化相关的产业链，房地产、钢铁、水泥、建筑建材、装饰装潢等几十个产业，已经过了历史最佳发展时期。

　　将迎来怎样的转型挑战？当这些与人口快速城镇化相关的传统产业迎接挑战的时候，那些与“生活方式城镇化”相关、让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真正享受到大城市一样的教育和医疗条件、个性化的产品供给、丰富的文化娱乐的新产业，又将迎来哪些新的商业机遇呢？

　　从传统的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首先，从2015年以来，中国贸易顺差平均每年减少500亿美元，预计未来五到十年，中国贸易顺差仍将逐年递减，在2030年前后基本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贸易顺差向贸易平衡的长期转变过程中，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将持续降低。

　　在传统制造业受到挤压，地产产业链增长速度放缓，出口增速降低的背景下，消费目前起到了一枝独撑的重要作用，未来也将是经济的重要支柱，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8.1万亿元人民币，折合5.55万亿美元，略小于美国的6.02万亿美元。预计到2023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增长到7.75万亿美元，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考虑到中国的中等收入群大约只有4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不足30%，而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占比通常在75%以上，中国的国内市场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因此，未来无论是美国企业，还是欧洲、日本，以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未来都会不断重估、更加重视中国市场的巨大增长潜力。而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而言，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未来全球最大的市场在中国、最大的商业机会还在中国。

　　然而，即使在消费中，结构性变化也不容忽视，传统的汽车、家电等传统耐用消费品已经很难再成为主力品种，知识消费、文化娱乐消费、信息消费和对高档服务业的消费将逐渐成为主流。

　　如果企业家不了解这些宏观性的转变，只是埋头做着自己的业务，那就很容易南辕北辙，用力越大，偏离越大，最后离目标越来越远。对于过去四十年搭乘工业化、城镇化快车成长起来或加入WTO后靠出口导向崛起的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而言，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有些变化是周期性的，有些则是历史性的，老的增长红利很可能一去不返了，如何适应工业化后期、城市化后期、内需主导的经济新特点，寻找新红利才能有更广阔的未来。

　　二、要客观地认识未来增长过程中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

　　决策部门多次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出现一定压力，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体制性、结构性因素，企业家更要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有客观的认识，并有足够的创新手段来应对。

　　比如劳动、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问题，很多就是体制性问题，尽管我们也放开了二胎生育、不断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但是旧的人口红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低廉的工资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竞争优势；尽管我们也在推动农村土地确权、深化土地供给制度的改革，但是低廉的土地供给时代也一去不复返，曾经的土地红利已经被过度透支了，如何进一步深化土地供给制度改革，降低用地成本，任重而道远；尽管中央已经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但是已经形成的金融体制、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很难一夜之间发生根本变革，在化解风险的同时，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逐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化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要打改革攻坚战！

　　对于上述体制性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出谋划策，推动要素市场的供给侧改革，推动给企业降成本，同时也不能低估上述体制性问题的难度，不能让企业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企业角度讲，必须转变之前靠低劳动成本、低融资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等优势竞争的战略，尽快转向以研发、设计、品牌等“软价值”为核心的价值创造战略。

　　其次，从产业结构上来看，须深刻认识到未来产业结构转型的挑战和机遇。从历史经验看，几乎每一次经济低迷、结构转型期，都是一轮新经济的起点。

　　例如，1998年曾经是中国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但那一年也是中国互联网经济的起点，阿里巴巴、腾讯、京东、新浪、网易、百度等等几乎都在那一年出现。

　　2008年曾经是全球经济的低谷，但以3G/4G、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技术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苹果、谷歌、Facebook的崛起也孕育了各种与移动互联技术相关的的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历史上每一轮看似经济最困难、最低迷的时候，往往也是新产业、新经济的起点。

　　当前阶段，虽然传统产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但是5G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新能源、基因技术、脑科学等新技术突破和新产业爆发，必然带来更广阔的经济增长前景。同时，沿着美好生活需要路线成长的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等数不清的新兴产业，将逐步从现在占GDP比重的50%增长到80%。

　　然而，也不得不指出，未来这样的经济增长，其参与机会是不平衡的，可能20%的人口参与80%的经济增长，而80%的人口只能参与未来20%的经济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结构与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增长普惠性有很大的不同。未来的经济增长结构有点像美国过去十年美国的经济增长，虽然总量很大，但实际上只惠及少量新经济产业和新经济地区，大部分美国传统产业和传统产业为主的地区并未参与到这种新经济增长中——这是为什么特朗普能够通过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口号来煽动民粹主义而当选总统、并且一再发起贸易战转移矛盾的。事实上，特朗普重振制造业的口号是不可能实现的，新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也是不可逆转的经济规律。

　　对于中国企业家而言，应该前瞻性地把握未来增长结构的新特点，深刻认识到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必然是新经济的增长；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在支持符合未来发展规律的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必须同时关注到这种增长的普惠性将远远低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增长，因而也必然带来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如何应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必须前瞻性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把握新经济的软性特征，加快企业转型。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对新时期社会基本需求特征的前瞻性把握。满足上述美好生活需要，固然离不开高质量的住房和制造业产品，但即便在制造业的价值中，类似于研发、设计、品牌等“软价值”也已经逐渐成为制造业产品的价值主体，比如无论是一件品牌服装，还是一瓶饮料、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其中的硬价值占比都越来越低、软价值占比越来越高，传统制造业如果不能继续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传统手段维持生存，那么就必须向“软价值创造”转型，才能获得新生。

　　例如，类似于品牌服装、智能手机、营养品、名牌化妆品、创新药物等产业，产品的软价值占比已经超过产品价值总量的50%，这样的制造业我们称之为软性制造。从全球经验来看，不仅苹果、华为这样的电子消费品通过软性制造成为明星商品；IBM、戴尔等传统制造业公司，也正通过软价值创造、向“软性制造”转型，成为制造业中的新贵族。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除了高端制造业产品，还需要更多的知识教育产品、文化娱乐产品、信息传媒产品、金融产品、以及养老休闲等高端服务产品——这些产品的创造，大部分并不消耗自然资源，而是靠人的创造性思维。因此，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说“以前我们创造财富主要靠自然资源，今后更多依靠人的资源；以前创造财富主要依靠劳动,今后更多依靠智慧”。然而，靠智慧创造财富的软产业，与传统采掘、制造、建筑业的价值创造规律可能完全不同。

　　软价值创造过程，我们可以用软价值方程来描述：V=C·Nm

　　其中V是软价值，C是有效投入因子，N是认知群体，m则是认知弹性。

　　比如，对于研发、设计、品牌、创作而言，由于其财富的源泉是人们的创造性思维，而创造性思维的不确定性的特征，决定了大部分投入可能都是无效投入，面对这些持续的无效投入，我们传统企业家能接受吗？如何接受新经济的无效投入？同时提高软价值创造的有效投入？这都是传统企业向软价值创造转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接受无效投入，同时把握有效投入的规律之后，方可形成可持续的产品开发战略，进而形成适应软价值创造的新的管理理念、新的组织构架和新激励机制。

　　对很多传统产业而言，市场不是创造出来的，因为客户原本就在那里。而对于很多新经济和软产业而言，需求是要靠新供给自身创造出来的，比如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而现在我们再也离不开智能手机——新时代的企业家应如何通过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用新供给创造并引领新需求呢？这就要把握软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认知群体(N)规律。

　　同时，由于软价值创造还必须重视“认知弹性(m)”，产品提供者不能独自创造软价值，消费者的参与和体验同样也是软价值创造，就如同影评、微博上的粉丝互动、网络购物的消费点评等等，都是软价值创造的重要部分。

　　创造软价值，需要多多积累软资源，除了传统的人才、科学成果、技术专利、资金之外，还包括知识产业的经典著作、文献档案、传播模式、影响力；文化娱乐产业的IP积累、明星、院线、体育俱乐部、赛事、口碑评论；信息产业的大数据、算法、互联网平台、社交网络；金融产业的信用、国际货币发行权、金融定价权；服务业的品牌、商业模式等。

　　软价值的实现大部分时候都并非通过直接卖产品，而常常是非对称实现，阳光免费，星光收费，从门户网站、社交平台、支付软件到搜索引擎，几乎都是这样；软价值通常是分段实现的，先有公共价值，再有盈利模式，从亚马逊、京东、微博、微信到滴滴打车，都是如此；软价值的实现离不开资本市场，软价值的实现总是立体和弯曲的，就如同《哈利·波特》，从一本书到电影，到大型游乐园和衍生商品，每一次弯曲的价值实现，都会造成价值几何级数的增长，最终形成2000亿美元产业链。

　　一旦人们告别了依靠动物和植物的繁殖规律来创造财富的传统农业，学会了用物理和化学方法任意加工自然资源创造工业财富，并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其实很难再回到农村和农业社会；然而，能够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其实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且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完成这样的转变。如今从传统制造业向软产业的转变需要更高。

　　在漫长的物种进化中，鱼类一旦爬上陆地变成爬行动物，它们就不再是鱼类了；而爬行动物一旦长出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就再也不可能回到陆地。衷心祝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能够准确把握新时代的新经济规律，加快转型升级，展翅高飞，引领中国经济进入新的时代。

　　(作者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