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夫妇离婚，旗下慈善基金原来早有项目分歧

　　5 月 9 日消息，盖茨夫妇所建立的盖茨基金会在疫情中显得至关重要。现在双方宣布即将离婚，这不仅让他们的个人生活发生转变，他们在慈善事业中的角色也正在发生转变。

　　去年 3 月疫情暴发时，盖茨夫妇隐居在他们位于华盛顿湖岸边的家中，很少外出。他们继续在家中经营着盖茨基金会，与世界各国领导人视频聊天，沟通疫苗分发问题。

　　对于这对夫妇而言，在家中呆这么长时间是一种突然变化。“在家工作 —— 我认为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好足够的个人准备，”弗兰奇?盖茨（French Gates，现在她更习惯被人这样称呼，而不是梅琳达?盖茨）去年 10 月份说。

　　在 11 月份的一次播客中，比尔?盖茨（Bill Gates）也谈到自己如何适应家里的生活。“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盖茨说。“这很不正常。”

　　本周，盖茨夫妇宣布将解除婚姻关系。基金会工作人员对这一消息感到惊讶。因为基金会很大一部分影响力不仅在于他们捐赠的数十亿美元，还在于他们的公众地位和关系。

　　多年来，这对夫妇已经建立了一个紧密相连但又不同的世界，通过独立渠道培养时有重叠的个人兴趣。弗兰奇?盖茨花了更多的时间支持妇女问题，比尔?盖茨则一直在追求清洁能源项目。就算在基金会内部，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关注的领域。

　　“从制度上讲，基金会已经消化了这种分离，”慈善专家本杰明?索斯基斯 (Benjamin Soskis) 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领域。这并不是统一实体突然破碎的问题。”

　　基金会称一切都不会改变。它将继续拥有 500 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并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但由于比尔和弗兰奇都有各自的项目（Gates Ventures 以及 Pivotal Ventures），基金会内部担心自己可能不再是他们工作的中心。

　　“如果你有风险投资，就会认为基金会进展缓慢，陷入发展困境，”一位基金会前工作人员说，“而如果你全心全意为基金会工作，你就会认为，‘我们在做真正的工作，而这些牛仔只是在最后一刻冲进来，要求改变事物。’”

　　随着最小的孩子即将高中毕业，几位密友认为，这也通常是夫妻重新评估彼此关系的时候，也是很多伴侣分道扬镳的时候。这对夫妇在基金会第三位受托人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召开年度股东大会仅仅几天后宣布上述消息，这或许不是巧合。“他们想让沃伦等到年会结束后再处理这件事，”一位同事说。

　　在过去几年里，盖茨夫妇之间至少在公众面前几乎没有明显隔阂。双方总是一起出现在微软的各种活动中，包括每年春季在他们家中为首席执行官等高管举办的年度晚宴。

　　不过弗兰奇?盖茨曾暗示，和丈夫在一起时有时会觉得自己被忽视。她曾表示，“当我站在比尔旁边说话时，这让我很难被别人听到。我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一位了解她的人说，在“捐赠誓言”和其他公共活动中可以看出她并不开心。

　　基金会的人更是惊讶。“经过这么艰难的一年，人们感觉更像是受到了打击，”一位曾长期担任该基金会执行人员的人说，现在每个人都在问，这将如何影响基金会的发展。“已经存在这么多分歧，怎么能保证不再愈演愈烈？”

　　2012 年底，弗兰奇?盖茨要求和丈夫一起撰写致基金会的年度公开信。

　　“我以为我们要自相残杀了，”弗兰奇?盖茨称。“我觉得，‘好吧，这可能会当场结束婚姻。’”

　　但 2013 年 1 月发布的公开信中，仍然只有盖茨一个人的签名。

　　弗兰奇?盖茨写道：“我告诉他，在有些问题上，我的声音可以产生影响，在这些情况下，我应该单独发言，或者和他一起发言。”“我们都生气了。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达成一致。”

　　离婚后这对夫妇如何在年度公开信、捐赠誓言和基金会发声等共同项目上合作，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二十多年前，基金会正式成立时，弗兰奇?盖茨在管理基金会方面比丈夫发挥了更大作用，因为后者还需要在微软投入更多精力。尽管如此，最初她还是避开了公共角色，把演讲和露面留给了盖茨。“我想在幕后工作，”她写道，并指出她想保护自己的隐私。

　　但在 2006 年巴菲特做出巨额捐赠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宣布将向盖茨基金会捐赠 310 亿美元。在为巴菲特的捐赠致辞时，弗兰奇?盖茨首次代表基金会参加新闻发布会并发表演讲。她称那一刻是一个让她想要扮演更重要公众角色的转折点。

　　2008 年，盖茨宣布他将辞去微软的全职工作，表示将致力于基金会。

　　就在那一年，盖茨悄然在华盛顿州成立了一家名为 bgC3 LLC 的新公司，负责项目既与微软也与盖茨基金会无关。在那里，他孵化了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的工作；2018 年，盖茨将该组织更名为 Gates Ventures。2015 年，弗兰奇?盖茨创办了 Pivotal Ventures 公司，专注于性别平等和社会进步。

　　基金会前内部人士指出，推动盖茨和弗兰奇?盖茨各自采取行动的另一个因素是：基金会人员配备不足。

　　“这是基金会的一个持续紧张点。是沃伦限制了人数，但比尔的胃口一直是‘我们应该做这做那’。团队有太多的待办事项，”这位基金会前高管说。

　　巴菲特去年承认自己反对机构臃肿。“这是我永远不会闭嘴的一条建议，因为这是每个组织的自然趋势，”他说。

　　基金会员工经常要身兼数职以满足需求。在去年疫情暴发之前，大约 1600 名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人专职从事应对疫情的工作。

　　即使这对夫妇没有离婚，基金会也处于变化之中。第三位受托人巴菲特今年夏天将年满 91 岁。盖茨的父亲曾是基金会的联合主席，但去年 9 月份已经去世。一些观察人士想知道这对夫妇的三个孩子是否会很快参与进来。

　　“这是一个家族基金会。挂的是比尔和梅琳达的名字，这意味着只要有什么变化，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这位前高管说。“现在变化的关系成了中心，就会让人觉得，在一个总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组织中，总会制造更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