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改革开放40年40人」王传福：竞争和开放(2)

1999年，比亚迪高层在延安中路（比亚迪葵涌基地原址）合影留念

“我后来想这怎么搬得上去。”王传福说。“当年机会很多，现在机会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条件好了。”

对于一个新生的公司来说，起步之后更加艰难，特别是在资金上，不擅长于和“钱”打交道的王传福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是束手无策的无奈。

在比亚迪初期的成长中，“找钱”一直比较困难。比亚迪当年的注册资本仅有450万元，由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技术入股，手头的现金流十分紧张。王传福当时对一个下属说，“一年能贷来300万元就够。”此后，比亚迪的融资一直都不太顺畅，王传福生性倔强，第一次融资“泡汤”后，再没有见过创业投资者。

但是在电池业务步入发展期之后，比亚迪对资金的渴望越来越大，不得不找钱扩大生产。“我们当时业务一年增长10倍，需要钱来扩大生产，但是在银行贷款不好贷。”王传福说。

当时建一条日本的镍镉电池生产线需要几千万，王传福没有那么多钱，他就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自己改造设备，结果只花了100多万元，就建成了一条日产4000个镍镉电池的生产线。

想进一步扩大生产，王传福仍需要资金。

2003年，比亚迪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有限公司签字仪式

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给王传福。“我们去银行贷款，银行说贷款需要有抵押，我说我有设备啊，他说设备不行，得不动产。我问什么是不动产？他说房子。但是我厂房是租的。”王传福说。创业初期“找钱”扩大生产特别困难，这是王传福在创业23年中，最难忘的事之一。

面临窘境的不仅仅是王传福。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深圳，像王传福这样的创业公司很多，他们都无法获得贷款。后来，深圳市一位副市长亲自出面，深圳政府兜底成立了一家市属担保公司。

“政府知道我们没有不动产，专门成立一家担保公司，为我们这些企业做担保。有了担保，银行就愿意借款给我们。”王传福说。这家担保公司成为了王传福的救命稻草。也成为深圳诸多公司快速发展的关键。

王传福认为，深圳的大环境是自己成功的关键。“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背景、也没有资本，就凭一股干劲、一股热血，干着干着就干成了。一改革开放，活力全爆发出来了。”

两次冒险

政策支持，技术过硬，再加上成本优势，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比亚迪的业务规模就超过了三洋、索尼等国际巨头。比亚迪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占据了全球近40%镍铬电池市场，到2008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充电电池制造商。但在走向世界第一的过程中，万传福遭遇了一次惊险的挑战。“如果当时输掉了，比亚迪将面临灭顶之灾。”王传福说。这件事是王传福自认为自己创业中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2003年，比亚迪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电池供货商，引起了日本电池企业巨头索尼的警惕。该年7月，索尼向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起诉状，指控比亚迪侵犯其两项日本锂离子充电电池专利。在比亚迪崛起的过程中，日本企业先后多次进行起诉，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索尼这一次来势汹汹。

这场官司历时两年半之久，直到2005年“比亚迪与索尼专利侵权战”宣布了结。最终比亚迪赢得了胜利。而在这场官司结束前9个月，比亚迪刚刚结束了其与日本三洋电机公司（以下简称“三洋”）之间长达三年的专利诉讼纠纷，双方选择妥协与和解。在电池、电机这两大领域，比亚迪战胜了全球最大的两个竞争对手。

“这个案例当年被写进了中国专利典型案例之中。”王传福说。他没有讲的是，如果这两次官司输掉，比亚迪将面临着灭顶之灾。这是比亚迪的第一次惊险一跃，在这一年，王传福还做出了另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

2005年，与NOKIA签约

2003年1月，比亚迪以2.7亿元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成为当时中国第二家民营轿车生产企业。王传福的逻辑很简单，“手机肯定不能做了，不能和下游企业竞争；家电竞争太激烈也不能做了；房地产门槛太低更不能做了。想来想去，只有汽车是进入的最佳时机。”王传福说。

在涉足汽车领域之前，王传福看了上百本汽车类的技术书籍，认为‘汽车不过就是一堆钢铁’，难度不高。“对于我们来说，造车就像造玩具一样。”当时几乎同时踏入造车的吉利董事长李书福，也认为汽车就是“四个轮胎加一个沙发”。王传福在作出这个决定后，让比亚迪其他股东顾虑重重，更让香港的机构投资者大吃一惊，比亚迪的股票在短期内连连大跌，市值蒸发掉 30 多亿，但王传福很快用事实让投资者重回信心。

2009—2010这三年，比亚迪迅速成为中国自主汽车销量老大，但这过快的扩张也带来诸多问题，导致了比亚迪后续被迫转型。“当我发现汽车业这块中国市场潜力最大的蛋糕之时，我冲上去都嫌慢，我要扑过去，”王传福曾经这样说。“过去的比亚迪走了不少弯路，犯了很多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渠道扩张过快，过度看重网点数量而忽略了经销商质量；二是产品品质有待提高；三是品牌宣传不够，没有着重打造品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