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未来40年将更精彩 要敢于开放“与狼共舞”(2)

　　我们用三个指标能看到什么呢？看动能转换我们可以看投入、看研发强度，可以看产出、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我们可以看到影响全员高度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科技进步贡献率。我们用一个指标“研发强度”可以看到中国有三个完全不同板块，我们能看到东部沿海地区七个省市研发强度已经高于OECD的平均水平2.4，也就是说中国东部地区的研发强度已经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了，他们需要的就是时间，十年他们就会从流量到存量，数量到质量。

　　我们同时能看到，投入已经到了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投入的结构，开放和实验经费支出占到85%以上，基础研究支出比重比美国低12个百分点，我们是时间的函数，我们像孩子一样，3岁就摔跤，12岁就会逆反，18岁就会幼稚。我们需要时间让投入能够一步步从开发实验研究，下沉到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

　　第二个板块是中部内陆地区，像湖北，湖北的研发强度是1.97，一年投入创新的钱是700亿。什么概念呢？广东研发强度2.61，远高于湖北，广东2017年投入创新的钱是2343亿人民币，广东投一年，湖北要投四年，因此广东已经引入到动能转换成创新的时候，湖北仍然是靠投资，像这样的省我们有14个，仍然靠项目拉动。

　　第三个板块是东北和西部，11个省市、自治区，他们的研发强度低于1，像海南2017年研发强度是0.52，投入创新的钱是23亿，是广东的1%，我们发现吉林、黑龙江、广西、贵州这11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到投资驱动阶段，他们仍处于资源驱动阶段。

　　因此，当我们说中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过去40年我们形成了三个完全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因此中央讲下一步我们的主要矛盾是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我们可以从动能的角度看到现在的状况、现在的问题、现在的特点和下一步要着力的地方。

　　另一方面我们看结构转换。刚才我讲了，东部七个省市动能已经进入了研发创新驱动阶段，但我们会发现结构的改革和模式的变化对它会有不同的结果，因此我在这里列了三个省：广东、江苏、山东，比速度，过去十年江苏有九年增速快于广东，山东有八年增速快于广东，但到第十个年头突然发现2017年广东的增速是高于江苏和山东的，2018年也都是高的，也就是用旧的动能、旧的结构、旧的模式，我们发现不管哪个省，最后总会达到增长的极限，跑不动了。

　　因此当我们说中国经济的时候，中国经济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动能转换、结构转换、模式转换的差异决定了你在未来40年的位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经济真是变了，不要告诉我说经济减速，中国GDP的规模已是13.6万亿美元。速度不是最重要的点。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讲一下新经济。今后的产业实际上也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场景，然后讲一下新的前景：从全球格局看未来。

　　中国要实现动能转换结构转换、模式转换，现在人们的思想出现了很大的混乱，这个混乱就是人们说的，中国还改革开放吗？民营企业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是主力军吗？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说新四十年我们的改革开放会继续往下推，经济建设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我们会继续往下推，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思想搞乱了。

　　从我个人的看法下一步的中国就是要形成企业为主体，企业、市场、政府、社会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市场体系；要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形成通商开放、规则开放、观念开放、包容共享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开放体系。因此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打造一流的投资环境、市场环境、营商环境、法治环境，我们要打造出一流的大学，一流的金融中心，一流的企业总部，一流的科技平台，一流的服务网络，这样为中国下一步的动能转换、结构转换、模式转换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支撑。

　　刚才我们讲的“五个一流”，从大学来讲，中国今后要进入到世界前沿，需要一流大学。现在四个关于大学全球排名的榜单里，中国目前能进入100强的大学只有两家：北大排60多位，清华排90多位，因此中国今后要转向未来40年必须要解决如何能够打造更多一流大学、如何才能打造一流大学、如何使一流大学真正是知识经济时代大学。

　　现在我们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我们看世界制造结构是什么样子，国企占比27.8%，民企占比61.2%，外资企业占比11%，我们的制造市场70%以上是非国有企业，市场是开放的、竞争是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是有效的，制造业大而不强，我们需要的是时间，40年我们做不到把制造业从计划经济做到市场经济，然后用代工贴牌的方式来打造一流的制造强国。

　　但问题是什么？当我们说融资难、融资贵的时候我们看看金融的市场结构是什么样子？国有企业占比90.7%，民营企业占比7.8%，外商投资企业占比1.5%，民企加外企还不到10%，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金融市场不是充分开放，竞争不是充分的，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不是充分有效的，金融是市场经济的高端市场，因此中国改革开放是真正到了金融、科技以及教育和整个现代服务领域了，因此未来40年就是怎么能够在现代的服务业和知识经济行业形成让市场发挥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突然发现，未来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从过去40年解决数量到未来40年真正发生质的变化，我们总说中国有最好的老百姓，把每分钱节约下来放到金融体系，但是我们缺乏把高储蓄转化成高效率的金融市场。

　　刚才说“五个环境”和“五个一流”最大的问题是，欧洲大陆说我们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没有世界一流直接融资体系，多重资本融资体系，欧洲大陆没有、东亚没有，中国怎么才能有？因此我始终讲一句话，“用好香港”，150年的殖民统治使香港有了和东方法治规则不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是优势，对于未来中国的路，希望寄托在大家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