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中国的国有企业,西方人看不太懂,为什么看不太懂,因为他们还是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当成40年前的国有企业,当成了过去西方人脑子里的国有企业。其实中国的国有企业变化很大,央企共有96户企业,70%的资产在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混合度很高。当然一些公益保障类的企业倒也没有必要非得用混合所有制,在西方他们也是按国有的在做,这些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比如,北京公交公司,每年都要靠政府补贴,谁愿意投资?只能是政府做这件事。因为60岁以上就可以免费坐车,这就属于公共保障性的,这样的企业要归国家所有。充分竞争领域的企业如果国家愿意做就可以搞混合所有制,这个办法是找着了。但找到这个办法,中国用了40年的时间。为什么西方人不用?因为他们嫌太麻烦了,他们认为既然国有企业的效率低,那就私有化,简单操作。
我前年到德国柏林,柏林的议员和我说,“宋总,我们90年代全搞私有化,现在发现不行,最近我们柏林和汉堡把铁路、发电厂、自来水全收归国有了。”我说,“为什么?”他们说,第一,这种企业都不大盈利;第二,还要确保质量。柏林的自来水供给系统都是一百年以前修的,现在还得国家好好做好,公益保障类的可能还是要国企做。中国北方有的城市冬天的时候,经常有的供热公司就晚烧几天暖气,早停几天,烧暖气的温度也烧不够,也是类似的问题。我也和政府建议,其实公益保障类,这些需要补贴的企业,不一定都要市场化,只能国家背着。但是充分竞争领域的企业要搞混合所有制,大可不必纯国有。中国建材就是这种做法。混合所有制是个好东西,解决了国有经济进入市场的方式,解决了国有企业引入市场机制的方法,而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是个实践主义者,我相信实践出真知。
四、整合策略:“道”与“术”的结合
大家也会关心,“宋总弄了那么多的企业,您是怎么整合的?”我做得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讲,做了这种重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因为重组有文化的问题、有整合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工作,整合起来并不容易。中国建材是怎么把它们整合起来的?我们进行重组也是有自己的一些逻辑。中国建材重组有四个原则:
一是符合集团的战略,不是所有企业都要。水泥运输半径短,一般是做区域性整合。比如北京,那里并没有我们的水泥厂,那里有金隅。安徽也没有我们的水泥厂,那里有海螺。我是选择那些水泥厂多、群龙无首、没有领袖的地方发起重组,我们占60%-70%的市场占有率,就有了话语权,就有了定价实力。
二是重组的企业要有潜在效益。重组的时候可能不赚钱,但重组以后确保能赚钱,而且要赚很多钱,要研究确定符合条件才决定做。一定要收“下蛋的老母鸡”,如果它不下蛋,收了它怎么办?
三是一定要有协同效应。比如我们在徐州有个工厂,是两条日产5000吨的线,海螺在旁边建了条1万吨的水泥线,我们两家企业就打仗,水泥价格从每吨400元降到200元,都不赚钱。我说,“要么你收了我,要么我收了你。”最后我们收购了海螺,收购后的下半年很快就把溢价的钱赚回来了,因为不恶性竞争了,水泥从每吨200元合理回归到300元。实际上细想一下,发起收购的人可能会付的钱比较多,比别人贵,但收购之后价格一定要恢复,如果价格不恢复,收购就失败了。所以对收购者来讲有两个死穴,一是收购之后价格不涨,花了很多钱怎么办?二是收购以后旁边又建了新工厂,收不完,在中国会这样,刚收完山前的工厂,山后又建起来了,等把山后的工厂收了山左又建了,山左的收完了山右又建了,可是等都收完了,这个地方只需要一个水泥厂的量,怎么办?这也是我经常苦恼的事情,还好现在国家开始限制不让新增,这是比较好的事情。
四是要防范风险。做生意就有风险,我以前写过论文,叫《怎么能够防范风险》,你们在哈佛读书,都知道风险是客观的,做企业风险和利润是同时存在的,是双刃剑,或者说利润是平抑风险的边际。如果在香港、美国发股票,招股说明书有100页的话,大概会有15页左右风险描述,如果里面没有风险描述,没人敢买你的股票,但风险写太多,100页里写30页的风险,别人也吓坏了,要尽量披露知道的风险。收购是有风险的,但是我提出风险要可控可承担,一旦风险出现要可控可承担,不要火烧连营,泡沫大了容易爆炸,不要出现这种风险。我们的风险应该是有限的风险,而且锁定切割的方法是什么,一旦出现风险立即切割,有防火墙,立即断掉,若爆炸也只能爆炸一个,不能都爆炸。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重组进来的企业要接纳集团的文化。这是底线,重组过程中什么都可以讨论、都可以研究,讨价还价也能研究,可以让利,可是有一点不可以讨论,那就是文化,要进来就都要接受中国建材的文化。在文化上不能乱套,不能一人一个号,一人一个调,这是做不好的。大家都要接受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让步。任何企业进来以后,都得挂上中国建材的牌,带上中国建材的LOGO,表示认同,这些很重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就是一帮散兵游勇,做不了事。有很多人问我,“宋总,您收的这些企业里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会不会都是一帮土豪?他们是不是都是长短枪配着,穿着长袍马褂进来了?”我说,“不是,你们可以去参加我们企业的年会,他们在底下坐得整整齐齐,都做笔记。”为什么,因为做水泥的都是亿万富翁,都不是小民营企业,而且都经过市场历练,都是年富力强。在美国,大家知道即使腰缠万贯还愿意做职业经理人,还愿意做政客。在中国,他们突然发了财,有很多钱,愿不愿意做职业经理人呢?这是我最初的问号,也是我做的实验,我发现中国人和美国人没有区别,尽管他们赚了很多钱,他们还愿意踏踏实实做职业经理人,他们还愿意6点钟起床、晚上12点再回家,他们礼拜六、礼拜天还在工厂工作,而且他们招待客人有时候都用自己的信用卡,他们来上班开的是自己的奔驰和宝马,“带枪参加革命”,而且也很积极,我觉得这很好。文化很重要,所以重组每个企业时都要谈文化,谈文化时我都做一个同样的事,把我的司徽摘下来,亲手系到他们西服上,这是我一个习惯性的动作,表示他们接受了中国建材的文化,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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