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清泰：中国如何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2)

　　陈清泰：现在总体来说还是令人兴奋的，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在逐渐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国家和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上升。2017年我国研发强度已经达到GDP的2，17%，其金额仅次于美国。我国研发投资中约70%是企业投资。

　　在我国，已经有部分企业将研发向前伸展到基础性的创新，典型的是部分国防企业和华为这类的公司，因为他们已经走到技术的前沿——无人区。要前进就要有原创技术。因此它们必须聚集一些科学家，在基础研究上投资。

　　但是，要成为创新型国家，仍显不足。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仍应稳步提高，特别要在基础研究上加大投入。

　　经济观察报：比较理想或成功的创新链条是什么样的？

　　陈清泰：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绝不是一个个企业单兵独进。重要的是形成一个产学研结合、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互补的创新生态。

　　在科研、转化与产业化的链条中，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处于不同位置，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也有分工。大学的科研成果不一定都得自己做技术转化；中小企业的转化成果，并不一定都由自己去产业化；大型企业所需的技术也并非都得“自主开发”。好的创新生态，就是通过市场的对接，各自扬长避短，形成优势互补的利益连接。如科技型中小企业吸纳院校的扩散效应，为大型企业的技术集成提供充足的技术来源；大型企业则利用其组织平台和资金实力，将大量、分散的科技成果经集成、整合和再创新，开发出有品牌支撑的市场主流产品。这一过程不断循环，就会出现新产品层出不穷、产业升级不断发生的生动局面。

　　中小企业是探路者

　　经济观察报：我们能从国外的技术创新领先者身上学到什么？

　　陈清泰：在我国，中小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技术创新就是试错过程。大企业试错成本高，追求成功率。而中小企业有强烈的产权激励，敏锐的价值发现能力和灵活的决策机制，是最勇于创新的一群。从全社会角度看，科技型中小企业试错成本最低，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是一支最敢于冒风险的生力军，并以他们自身的生与死充当着新技术探路者的角色。有资料显示，基本大公司最发达的美国80%的技术创新成果出自中小企业。实际上世界著名的行业巨头如思科、辉瑞，西门子、菲利浦、近年再起的苹果等公司等，都是在不断集成中小企业技术成果中占据了全球领先地位的。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市场中是弱者，他们的发展需要适宜的环境条件。这些企业有创意、有处于萌芽期的技术或商业模式、有创业的冲动，可他们没有资金、没有资产，但他们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基于这一点，以色列，美国，日本等都有专门针对这些企业的支持政策，包括设立有政府背景的各类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较大的杠杆效应，增加了对创新创业的资本供给，成为活跃创新的催化剂。

　　经济观察报：中国在自主创新上有没有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径？例如去突破一些“后发者劣势”。

　　陈清泰：创新发展有共同的规律，这是主要的。当然也会有国别特点。近年我国科学技术有了较快发展，恰恰就是发挥“后发优势”的结果。

　　但是，“后发劣势”也是明显的，比如对国外技术依赖的惯性、专利壁垒形成的障碍等。较长时期我们处于投资驱动的发展期。主要技术依靠引进，企业资金大都投向生产能力建设。而用于技术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技术，企业自身研发机构的设置和投入基本局限于消化吸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外的创新体系尚未提上议程。这就使我们向创新驱动转型必须从创建创新发展生态开始，至今也不过十年左右。

　　近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在增加，创新活动日益活跃。但创新发展的体系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从而进一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提高研发投入的产出率。例如，我国跨所有制的壁垒、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割裂的状况必须改变。一些垄断企业自行扩展垄断链条；国有企业倾向于在体制内部建立产业联盟，形成配套；一些大企业在研发和创新方面，也倾向搞封闭式、大而全、不求人。这种人为割裂带来的结果就是创新体系的碎片化和研发投入的结构性低效率。

　　例如，在我国往往会碰到“首台首套”和“第一个吃螃蟹”的困惑。中国自己首创的新技术，往往不被中国人接受。只有先拿到国外，被外国人承认了，回过来才能进入本国市场。屠呦呦的研究成果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国人一度很少知晓。多年后，她拿了诺贝尔奖，但在中国却一度并不被认可，这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经济观察报：中国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创新的国度？

　　陈清泰：真正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还需在很多方面努力，包括发展理念的提升。我们在引进技术发展阶段，一再出现皆大欢喜的“一次成功”。但进入创新发展阶段情况则截然不同了。实际上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失败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怕失败而不创新。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出不了特斯拉》。

　　特斯拉2003年成立并进入了试错和“烧钱”的过程。经历了创新—融资—失败，再融资—再创新—再失败的五次循环，在亏损的情况下2010年股票上市。到六次融资，也就公司设立是十年之后的2013年电动车产品才批量上市。在这期间公司随时都可能失败、终结。创始人马斯克曾坦言，一觉醒来枕头上就是泪水。可以说特斯拉能闯过一个个险滩是成熟的资本市场推进的结果。那些精于新兴产业研究的分析师，早在特斯拉股票上市时评论，特斯拉的创建只有一个目标：用“硅谷的”方式，而非“底特律的方式”彻底改变乃至颠覆传统汽车制造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投资者理解特斯拉公司的价值；而投资者在市场中练就的价值发现能力，使他们更看重公司未来，而不是眼前的盈利；加之资本市场“宽进入、严监管”和灵活融资的制度设计，形成了具有远见的资本配置能力。前期的谷歌、后来的脸书和再后来的特斯拉等不断重复着资本推动创新的故事：一方面以强激励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创新、创业；另一方面投资成功后的超额回报激发VC、PE以更高的热情冒险大显身手。

　　相比于我国对汽车行业实行的产业政策，显然是两种创新环境。由此看出，我们不能只要创新的成果，而不要试错的过程。重要的就是对失败要有足够的容忍度。

　　产业互联网的新机遇

　　经济观察报：如今在一些领域出现了从技术创新向模式创新扩展的现象，如腾讯提出的产业互联网，你如何看待互联网巨头提出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