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贸易规则体系或在不确定中重构时,诸多相关产业也面临着挑战,其中就包括供应链产业——国际经贸格局改变对国内供应链发展将产生何种影响?供应链如何在产业模式和技术变革中,承担起资源分配协同的功能?
“目前,全球供应链所面对的系统风险明显大于开放所带来的机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谈到外部环境时表示。
海关总署数据表示,今年前4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4.3%,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占外贸总值的41%、40.7%、17.9%。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2.03万亿元,下降0.1%;进口1.84万亿元,下降1.9%。
“外商投资的进出口都呈现出负增长的态势,也就是说这三个因素,即供应链依存的三个因素,正在从紧密相连到发生颠覆性的改革。”在日前于福州举办的“2019中国供应链高峰论坛”上,张燕生援引数据表示。
与会的部分嘉宾也表示,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面临挑战加剧。商务部流通业司原司长向欣认为,高技术的引进和产品贸易方面将遇到很多障碍。
“外部贸易环境的变化,对中国来讲,我们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对于供应链来讲,可能在许多方面都会受到挑战。”向欣提到。
挑战体现在三个方面,他谈到,首先产业链的重构和转移在部分的行业和领域中将会出现;其次,在高技术的引进和高技术的产品贸易方面,中国可能将面临很多障碍;最后,知识产权领域的竞争会更趋激烈,由此对于国内加快创新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有业内观点认为,贸易摩擦或会导致在华企业原有供应链体系发生转移。
如果将供应链分为成本驱动型、效率驱动型、资源驱动型,张燕生认为,成本驱动型可能会离开,向加工贸易、代工贴牌,向低端转变。效率驱动型不会离开,资源驱动型会否离开,则取决于资源所属行业。
从这个角度来讲,如何在新形势下打造自己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成为关键。向欣认为,目前,国内供应链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基础薄弱、服务能力差、智能化协同尚需加强是突出特点。
“我们80%左右的企业都停留在供应链发展的初期阶段。我们必须选择的一个途径,但是我们的供应链功能比较单一。”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他提到,一方面,在政策上,供应链发展具有两个重要战略支撑,对外是“一带一路”,对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依靠智慧供应链形成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支撑,由此达到智能化协同,然后形成一个生态圈。
以农业供应链举例:昆明花卉交易市场的鲜花,一早从田间地头采摘下来,仅需24小时就能够到达国内任一地点。其基于的技术是依靠数字化和互联网连接的全程冷链。农业供应链可着力解决产销的衔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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