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Work败局和共享经济的未来

　　孙正义老马失蹄

　　2016年6月，一贯稳健的孙正义和他的软银突然开启了“卖卖卖”模式。月初，一贯以“阿里股票的坚定持有者”自居的软银宣布出售阿里股份。从6月1日到3日，短短三天内三次调整了计划出售的金额，从最初计划出售的79亿美元一路上升到了最后的100亿美元。几乎在同时，软银还以6.85亿美元的价格将手中持有的16.34%的GungHo股份抛售，和这家日本游戏开发商结束了母子关系。没过几天，软银又将手中持有的Supercell的股份全数卖给了腾讯。软银如此大幅减持所投资企业的股份，在当时就引发了很多的猜测。不少人认为，这应该是软银为了应付收购Sprint之后的巨额资金缺口所不得已采取的行动；但也有一些人已经隐隐地感到，在大举抛售的背后，老谋深算的孙正义可能正在谋划着什么“大动作”。

　　果不其然，不久之后这个“大动作”就来了。2016年10月，孙正义高调宣布将推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愿景基金(Vision Fund)。按照计划，这个基金的募资金额将高达骇人的1000亿美元，其体量约等于当时全球所有VC资金规模的1.6倍。与巨大体量对应的，是巨大的雄心。孙正义期望，这只千亿级基金能够通过投资那些最有潜力的科技公司，最终重塑全球科技业的版图。2017年5月，愿景基金完成首轮筹资，共筹得了930亿美元。沙特和阿联酋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苹果、富士康、夏普等巨头企业都纷纷向其注资，而软银自身向基金的注资更是多达280亿美元。

　　资金到位，孙正义就立即将工作模式切换到了“投投投”。这笔千亿资金原计划分四年投完，然而从首轮筹资完成到现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孙正义就把基金中一大半的钱投出去了。

　　那么，这位曾经慧眼识珠，投中过阿里巴巴，获得过巨额投资回报的传奇投资人都将资金投到了哪些企业呢？翻出愿景基金的投资目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金所投资的重点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可能会对未来的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硬”科技企业，例如芯片制造企业ARM、机器人公司波士顿动力等；第二类则是在商业模式上较为创新，并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软”科技企业，例如出行企业UBER、滴滴，以及共享办公企业WeWork等——容易看出，在“软”科技企业中，“共享经济”这个概念尤其被孙正义看重。无论是UBER、滴滴，还是WeWork，都被认为是“共享经济”的突出代表。

　　尽管孙正义在投资时都是以打造未来的王者为目标，但从现阶段的成果看，愿景基金的投资成绩并不好看。一方面，那些进行基础科技研发的“硬”科技企业，本身就需要用大量的研发资金去“喂”，其产生效益的时间是漫长的，因此投资它们所能取得的收益暂时还看不出来；另一方面，那些靠商业模式崛起的“软”科技企业，则更是遭遇水逆，问题迭出。

　　最早出事的是UBER。作为共享经济的代表，UBER一直是孙正义十分看好的企业。2018年初，软银及愿景基金就曾向UBER投资近90亿美元，其中直接注资就高达12.5亿美元。那时的孙正义，应该是信心满满，认为这家出行独角兽一旦上市，就会股价飙升，到时候自己就能大赚一笔。然而，事与愿违。UBER虽然于2019年5月上市，但由于各种纠纷不断，负面新闻迭出，股价一路下跌。与之相对应的，软银和愿景基金的投资也一同大幅缩水。所谓“祸不单行”，几乎在UBER遭受重挫的同时，曾经将UBER逐出中国，几乎一统中国共享出行市场的滴滴也接连发生安全事故，导致IPO无望，估值一路下滑，这让孙正义“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的如意算盘又落了空。

　　这时，孙正义或许还并不是太担心，因为除了UBER和滴滴，他手里还握有另一张“王牌”——WeWork。作为共享办公领域的领军企业，WeWork一直备受外界追捧，其估值曾一度达到470亿美元上下。孙正义本人对于这家企业也是十分看好，不仅让软银和愿景基金先后对其投资106亿美元，还多次在公开场合盛赞它为“下一个阿里巴巴”。对于他来说，只要WeWork成功上市，那么从UBER和滴滴失去的，就能够连本带利地收回来。然而，令孙正义没有想到的是，这家被他寄予最大希望的企业，到头来却伤害他最深。

　　2019年8月14日，WeWork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了招股书，宣布了IPO意向，这家创立9年的独角兽距离上市似乎已只有一步之遥。但是，后续的故事却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发展。

　　当招股书第一次将这家神秘公司的各种信息公诸于世时，大家才发现，这家看似强大的公司事实上正深陷亏损，并缺乏可以盈利的商业模式。此外，这个企业的架构更是令人担忧——通过复杂的治理结构，整个公司的权力几乎都集中在行事张扬的创始人兼CEO亚当·诺依曼(Adam Neumann)一个人身上。对于一个公司而言，这意味着很大的风险。看到了这一切后，很多人纷纷对WeWork“粉转路人”。华尔街的分析师们迅速将WeWork的估值从470亿美元调整到了250亿美元，此后又进一步调整到了150亿美元，而一些评级机构则更是将其信用等级下调到了垃圾级。对于如此一致的“差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莱恩·舍曼(Len Sherman)不禁感叹道：“在我漫长的IPO生涯中，我从未见过一家规模如此之大的公司会产生如此一致的负面看法。”在外界的压力之下，诺依曼不得不辞去了CEO一职。10月2日，WeWork宣布撤回上市申请，推迟年内上市的计划。

　　WeWork的上市意外，让孙正义受伤不已。在接受《日经商务周刊》的采访时，他不得不承认“结果与目标相去甚远，这让我感到羞愧。”

　　那么，被孙正义视为“下一个阿里巴巴”的WeWork究竟为何会遭受如此挫折？从当前看，孙正义重点押宝的几家共享经济企业似乎都表现不佳，这是否意味着共享经济这种经济形式已经破灭？曾经风光一时的共享经济，它的前途又在哪里？要解开这些谜题，我们不妨先来解剖麻雀，看看WeWork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WeWork的兴衰

　　不得不承认，作为一家企业，WeWork的迅速崛起确实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

　　2008年时，来自以色列的年轻人亚当·诺依曼正在布鲁克林码头区的一处工业建筑里经营着一家名为Krawlers的婴儿服企业。为了节省创业的开支，他决定将办公室进行分隔，并将其中的一部分转租出去。诺依曼的这个举动引起了同在一栋楼里办公的另一个年轻人米盖尔·麦克维利(Miguel McKelvey)的注意。这位曾为服装大牌American Apparel设计过零售店面的建筑师告诉诺依曼，这种将房子租下后重新分隔，再转租出去的方式或许是一桩不错的买卖。诺依曼听后，大以为然。于是，两位年轻人一起说服了房东，与他一起成立了一家名为Green Desk的公司。公司的业务很简单，就是将房东手里原来的物业重新分隔，然后进行出租，但这个简单的举动却意外地大获成功。

　　当时，金融危机已经开始蔓延，大批失业人员纷纷转向自雇佣。这些自雇佣者对于廉价的办公场所需求十分迫切，因此Green Desk提供的房源从一开始就供不应求。很快，这家公司就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开出了多家办公场所，生意十分兴隆。此时的诺依曼和麦克维利开始希望有自己的品牌，因此就出售了手中的Green Desk股份，用套现得来的资金于2010年创立了WeWork。

　　这个时候，合作办公空间这种模式已经开始被人们所关注，一批企业也开始涌现出来。从当时的规模看，WeWork并不太起眼。然而，与其它同类企业相比，WeWork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鲜明的特点。传统上，办公场所的出租者们所偏爱的是类似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这样的企业，原因很简单——这些企业经营一般比较稳定，因此通常会是长租客。而在办公场所的设计上，传统出租者们也会偏爱低调、内敛、封闭的风格，尽量不显示自身标识，以让租客能有一种场所属于其自身的感觉。但WeWork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它瞄准的客户不再是那些老派企业，而是那些年轻的创业者。在办公场所的装潢上，WeWork也采用了开放、张扬的风格，并处处体现其自身的标识。诺依曼公开宣称，自己并不只是要提供一个简单的办公场所，而是要营建一个“实体社交网络”。基于这种理念，WeWork不仅提供了大片公共社交场所，还提供了很多传统办公企业没有的东西——免费的啤酒、派对、夏令营……这些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东西都可以在WeWork看到，这一切确实正中目标客户心意。因此WeWork的办公场所一推出，就赢得了大批年轻而富有创意的人群追捧。

　　俗话说，来的早不如来得巧。在WeWork创办时，由于金融危机的打击，很多企业大批裁员，原本的许多办公楼出现了空置，这使得WeWork可以用很低的价格租下这些办公楼。而在完成对这些办公楼的改建后，经济则正好回暖，因此这些办公楼又恰好可以以一个比较可观的价格重新租出去。一来一回，WeWork从中获益颇丰。

　　2012年，当WeWork开出了第四家办公空间的时候，它引起了风投公司Benchmark的注意。这家Twitter和UBER的早期投资者领投了WeWork的1700万美元A轮融资。在资本的助推之下，原本默默无闻的WeWork开始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此后，WeWork不断新开办公空间，经营的办公场所面积一路膨胀。2014年，羽翼渐丰的WeWork开始走出美国，在英国伦敦开出了第一家海外办公空间。随后，它又陆续将国际化的触角伸向了印度、中国和拉美。在加速国际化的同时，WeWork还同时开启了多元化进程，先后进入了房地产、教育、百货等市场。

　　随着WeWork的迅速成长，潜藏在诺依曼心中的野心也开始默默发芽、生长。他已经不再满足于WeWork只是办公场所的提供者，而是希望它能够成长为伟大的商业帝国。他不断告诉人们，当前WeWork所处的阶段就好像是还在卖书时期的亚马逊，正如亚马逊会长成一个庞大的帝国一样，假以时日，WeWork也将会成为一个能够处理空间租赁、设计、建造和管理的大规模商业机器，在它体内将能够孕育出无数个企业。

　　要实现这样的野心，显然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就在这时，诺依曼遇到了孙正义。据说，第一次见面，孙正义只给了诺依曼12分钟。或许连诺依曼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矮个子日本人并没有被自己疯狂的野心吓到，而是对自己说：“在战斗中，疯狂比聪明要更好，WeWork仍然不够疯狂”。在这次短短的对话之后，孙正义就开始了对WeWork的巨额投资。在巨大资金的进一步刺激之下，WeWork确实表现出了孙正义要的“疯狂”。在不计成本的扩张之下，它在2017年就亏掉了9.33亿美元，而在2018年则进一步亏掉了19.27亿美元。

　　面对WeWork的巨额亏损，曾有记者采访过孙正义。孙正义淡定地说，这是科技企业通行的法则。先亏损占领市场，然后再把钱赚回来，这一切天经地义。然而，这一次市场似乎没有认可孙正义的观点，IPO失败和估值的腰斩，顿时让这家明星企业陷入了困境。即使淡定如孙正义，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误，没有注意WeWork对成本的管控问题。

　　WeWork为何失败

　　那么，孙正义的错误仅在于一时疏忽，没有注意到一些细节问题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事实上，孙正义很可能并没有真正搞明白WeWork这类企业的本质和商业模式。尽管在对外宣传和招股书上，WeWork都尽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用互联网技术驱动的高科技企业，但当我们揭开那些花里胡哨的掩饰，就会发现其本质不过就是一家低价租入、高价租出的企业。用通俗的语言讲，就是“二房东”。从商业模式的角度看，它其实并不是一家所谓的平台化企业，而是彻头彻尾的管道型企业。尽管相对于同类企业，它确实有其特点，但其本质并没有改变。

　　管道型企业和平台型企业有很多不同。

　　一方面，管道型企业需要先买后卖，因此需要高昂的成本；而平台型企业则不同，它做的是连接，因此固定成本可以很小。尽管WeWork一再宣称自己和传统的办公租赁企业不同，不自己建房，是一家轻资产企业，但其租入房产所需要的资本也同样是巨大的。自有房产的租赁企业所要面临的风险，它其实也同样需要面对。事实上，与那些自有房产的租赁者相比，类似WeWork这种“二房东”模式反而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例如房租的临时加价、临时毁约等，这些从本质上决定了它并不会更加安全。

　　另一方面，随着规模的扩张，管道型企业和平台型企业在边际成本上的表现也截然不同。由于有网络外部性的存在，规模本身会给平台型企业带来巨大的优势，扩张的边际成本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迅速下降。这让规模本身就能变成企业的护城河，一旦做大，就能让对手很难挑战。然而，管道型企业的特点则正好相反，随着扩张的进行，它的边际成本会越来越高。以WeWork为例，起初它租用的办公楼都是成本相对较低的，属于“捡漏”。然而随着扩张的进行，市面上的“漏”变得越来越少，这时要租用同样面积办公场所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在WeWork为IPO递交的财报中，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信息.但有趣的是，为了掩盖这个问题，WeWork却十分狡猾地进行了一次会计“创新”，发明了一种除了剔除特别运营支出，还剔除了基本的运营费用的“社区调整后EBITDA”，并借此表明现在的高成本会随着WeWork业务的不断成熟而逐渐降低。然而，只要我们了解了平台模式和管道模式的区别，就会知道随着WeWork的扩张，这些成本恐怕非但不会降低，反而更有可能会一路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