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对话艾路明：从2000元起家到资产800亿，民企没有原罪

本期嘉宾：著名企业家，当代集团董事长，阿拉善SEE第七任会长艾路明

近日，搜狐财经联合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对话了当代集团董事长，阿拉善SEE第七任会长艾路明。艾路明回顾了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大潮下，人们对未来领域的探索欲望不断扩大，勇于尝试许多“冒险性”的事物。

艾路明会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开创了单人漂流长江的先河，而且在80年代就跳出体制下海经商，更缔造了3000元白手起家到800亿资产的商业传奇。关于原罪问题，艾路明表示，那一代的民营企业不存在原罪。

以下是对话节选实录：

搜狐财经·管清友：您的人生经历非常传奇，第一，读大学时漂流长江，开创了单人漂流长江先河；第二，哲学出身，却创办了一家生物医药公司，截至目前，集团账面资产近800亿元。第三，当了21年的村委会主任，在村里发展小微借贷，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被称为中国的尤努斯。此外，您还热衷于公益，当前是阿拉善SEE第七任会长。

我们从您的经历谈起，特别感兴趣，您当时是怎么想起漂流长江的，这和武大的教育是不是也有关系？

艾路明：我是1978年第二批参加高考的，上大学两年后武大的校长变成了刘道玉，刘校长将一种从民国开始的，关于教育的古典自由主义精神带到了武大，也带给了我们这些同学。我们从过去没有书看，到突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书，这对我们的思想打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当时班里的同学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经历差异很大。我们班有下乡的同学、工人、士兵等，而且当时年长的37岁，他的女儿13岁，最小的16岁，当他儿子都够。这样一个群体，对于知识的渴望，对于禁区的突破，都给我们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

正是在这些影响之下，我才可能去做一些，有些人不太愿意做的，或者认为不太可以想象的事情。

在当时的环境下，游长江是可以被理解的，我第一次从武汉游到上海是在1981年，当时和几个同学一起试游，从武汉长江大桥下水游了一上午，因为那时候早晨就吃两个馒头，体力不够，水太冷，所以很快就没力气了。

后来和我一起试游的同学都放弃了。但是，我总结自己是因为只吃了两个馒头，体力不够才没有成功。我觉得我应该吃三个，带一个到半路，等游到十点多，然后上岸，找个地方晒晒太阳吃个馒头就可以一直游下去。后来在实际的漂流长江中，凭借着这种做法，一天来回几遍，终于漂流完整个长江。

搜狐财经·管清友：当时漂流其实是对自己的挑战，也是对自然的一种挑战，这是一种风气吗？

艾路明：我是在1986年读研究生时漂流的长江，那时候学生会思想很解放，专门给我开了一个介绍信，说我在游长江，让沿江的武大同学接待我。同时，他们把武大所有沿江城市、农村同学的地址告诉给我，我就拿着这个地址沿路找同学，到他们家里去吃去住，结果从武汉到上海花了不到50块钱。

当时漂流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1985年，中国探险家尧茂书从长江源头开始漂流，在金沙江出了事故，当时影响很大，但是第二年又听说美国队要来漂流。所以很多年轻人就说，我们要先漂。

第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大家对于自然、环境，以及各种风险的承受能力在扩大，对于那些未知领域的探索欲望在扩大。

搜狐财经·管清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主要出现了四代企业家，“84派”、“92派”、“99派”还有“15派”。“92派”是因为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很多体制内的干部、教师下海经商，当时下海也是很需要勇气的，但是您是1988年下海的，而且是学哲学，转做生物医药领域的创业，在我看来是很传奇的，一是需要勇气，二是完全跨行业，这个传奇的经历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艾路明： 1985年我考上研究生，在学生会当主席，当时同学们在一起非常和谐，觉得将来大家要在一起工作才比较好。那么，要在一起工作就只能办公司，所以大家就一起下海办企业。

1988年快毕业的时候，我和同学们5、6月份商议办企业，7月前后，我们花了2000块钱注册了武汉当代生物化学技术研究所。当时，武汉市洪山区政府很支持科技创业，而且那时候北京的中关村已经在全国率先做了示范，各地都希望通过高科技创业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1988年注册公司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当时洪山区给了一个政策，个人需要把钱捐给洪山区科委，科委通过开办一个集体所有制的科研机构来完成企业的创办。

因此，我们把2000块钱捐给洪山区科委，注册了一个集体所有制的科研机构，叫做武汉市洪山区当代生物化学技术研究所，其中，洪山区科委占51%的股份，我们占49%的股份。

这个技术研究所相当于一个执照，有了它就可以经营，所以，那时候和今天相比，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国都在做某种突破。

搜狐财经·管清友：为什么选择生物医药？

艾路明： 我们一起下海的有7个人，其中我是学哲学的，还有一个同学是学新闻的，其他5个同学都是与生化、病毒、化学相关的专业。而且我们认为未来生物医药会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领域，所以就选择从这个领域着手。

另外，那时候做选择的时候，正好其中一个伙伴参与了一个生物医药方面的项目，他对从尿里面提取尿激酶的技术掌握的很好，而且也知道产品可以卖给谁，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方面入手。

其实一开始也尝试做商贸联通，当“倒爷”，比如我们跑到石狮去进货，在学校里卖袜子和衬衣，因为都是同学，很多人来捧场，所以很快就卖完了。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卖袜子。那些买了丝袜的女生，买回去以后马上来找我，说“你这个袜子怎么都是一只，而且一只也就算了，好歹你们卖的贵一点，两只变一双也行，可是你全部是右脚，或者全部是左脚。”

当时做生意完全没有经验，所以只好赶快把钱退给她们，把东西收回来。后来发现做这样的贸易不是我们的长项，还是做点可能了解的。

做尿激酶其实也不是很容易，虽然掌握了技术，但是，在一个城市里面大规模的收集尿，需要做很多准备，要跟环卫局谈判，要把每个厕所管理好，运输的线路要分清楚。因为过了六小时以后，对尿的处理就会很困难，而且尿激酶的含量会下降，所以还得及时的运回去。

冬天还好一点，但是夏天的温度是高，时间短，需要更快更频繁的运送。还涉及到老百姓，因为公共厕所和周边老百姓都有某种联系，如何使得周边老百姓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

搜狐财经·管清友：当时研究生毕业放着体制内铁饭碗、金饭碗不要，是怎么考虑的？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这事干不成怎么办？

艾路明：在创业前有过一个简单的计算。比如，研究生毕业分到政府机关，工资一个月70多，一年下来加上奖金不到1000块钱，工作30年也就3万块钱工资，再加上分一套房子，大概3-5万块钱。总共不到10万元。

但是，一旦生大病，可能需要30万元。那时候就想，一辈子连30万都赚不到太没用了，想到根上反而觉得无所谓。不管怎样，根据自己的能力经验，实际上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搜狐财经·管清友：我自己下海的时候，也做过一个模糊和静态的计算。主要考虑到未来10年、20年工作上可能会有一个天花板。虽然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总觉得凭自己的能力、团队的能力，总会比现在要好。

但是你们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的状况不同，当时是否考虑过，如果我们在政策上走一些回头路怎么办？

艾路明：这个想法倒是没有，当时整个国家是欣欣向荣，思想解放，而且各方面都在向前推动。而且就那个时候的观念而言，思想探索的前沿已经很远了。

搜狐财经·管清友：您是改革开放的亲身参与者，从您的角度，怎么看待40年来国家发展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艾路明：40年来，企业伴随着国家的成长在发展。40年来中国有着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表现为经济的进步，也表现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制度的进步。

举个例子，30年前办企业，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着手，你要把钱捐给政府，政府给你49%的股份，过程很麻烦。但是，今天注册企业上到国家法律，下到地方政府具体推行都是有依据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进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办企业的时间越久，我越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中国今天已经有了更开放的，更成熟的法律环境。客观上，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他不改进或没改进，我们就悲观。

我们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当初年广久创办傻子瓜子，需要中央领导小平来判断；当年股市成立前，中国会有资本市场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中央让尝试了，而且现在越来越成熟。

总之，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有巨大的空间，同时改革的空间也非常大，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我相信中国未来继续保持40年的高速增长，有着必然的可能。

搜狐财经·管清友：这两天很多企业家也在探讨对原罪的看法，您怎么看待？

艾路明：原罪最早从《圣经》中诞生，说亚当夏娃吃了禁果，所以他们的后代都会带有这样一种罪。但是中国民营企业不是这样的，民企在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带来这种问题。

所谓原罪是早先企业家与非市场的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把制度变成一个适合发展的、现代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人的恶得到约束，人的善得到发扬，进而产业得到发展，并推动经济本身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营企业家没有原罪。

本文是搜狐智库“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访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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