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大佬集体离别

　　对于中国的企业家，即将逝去的2019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

　　在这一年，褚时健，柳传志，马云，戴志康，冯鑫，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位位叱咤风云的商界大佬，或不幸逝去，或急流勇退，或身陷囹圄。

　　曾经，他们与时代同行，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身影；如今，他们又以不同的方式与时代作别，勾勒出大相径庭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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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5日，褚时健去世。

　　褚时健曾一手打造了云南红塔集团，将“红塔山”做到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其后因为贪污罪被判入狱，人生遭受重创；75岁时获准保外就医，在云南哀牢山创立“褚橙”品牌，大获成功。

　　褚时健的生平际遇令人唏嘘感慨。上任时，玉溪卷烟厂的总资产仅有1000万元；离任被捕时，烟厂的利税总额超过800亿元，红塔山品牌价值上升至352亿元，不过期间褚时健获取的收入仅为80万元。所作巨大贡献与微薄报酬的强烈落差也导致褚时健在任职的最后几年私分国有资产，并最终锒铛入狱。

　　褚时健当时的辩护律师马军认为，褚时健不仅代表他个人，也代表了一批优秀企业家，他们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利润，自己却没有拿到相应的报酬，不少优秀企业家最后都不能善终。

　　以法律的角度来看，褚时健的判决没有问题。可是在他之外，有多少国企连年亏损负责人却心安理得，有多少国企负债高企负责人却平步青云，又有多少国企被坐吃山空而负责人依然能平安着陆？

　　褚时健案发使得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尤其是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利益分配机制重新得到重视。

　　2003年11月，刚刚成立数月的国资委制定《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各个省市也纷纷跟进，出台本地区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

　　这些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原有固化的利益分配格局，重新构建了一套新的薪酬体系：引入绩效激励机制，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与经营业绩挂钩，而不再是之前的“鞭打快牛”。

　　不只是对他们薪酬制度的单方面改革,更深一层次，则是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2017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意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为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能与时代同步，褚时健应该也算作是他们中的一员。

　　褚时健的一生起起伏伏，在他身上，既刻满了时代的深深印记，也充满了些许命运的无奈，随着生命的逝去，终成一代传奇。

　　2

　　12月18日，柳传志宣布退休。

　　柳传志的商业成就无数。职业生涯早期创立了联想电脑，通过收购IBM一跃成为全球领先的电脑制造商；职业生涯后期专注于联想控股的发展，以资本的力量投资新兴产业。

　　柳传志的江湖地位颇高。柳传志曾经担任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首任主席以及泰山会的首任会长，被许多企业家奉为“商界教父”。

　　当人们在评价联想的柳传志时，总免不了将其与华为的任正非放在一起对比，而这也给后期的柳传志带来一些烦恼。

　　联想和华为都作为中国优秀企业的代表，但是两家企业的发展路径却不相同。柳传志评价任正非时曾表示，“我特别佩服任正非，他敢往上走。敢于把力量集中起来去突破制高点，他走的就是一个往上爬坡的道路。”

　　而柳传志麾下的联想走的却是另外一条道路。湖畔大学的曾鸣曾经询问柳传志，“未来联想是想做大，还是做强？”柳传志思考片刻后回答，“那还是做大吧。”

　　无论是从创立初期的“贸工技”，还是电脑时代对美国IBM、日本NEC电脑的收购，还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摩托罗拉手机业务的并购，总能隐约看到联想发展战略的一致性。

　　坊间对联想的讨论越来越多，有些甚至已经上升到是否“爱国”的高度。去年5月，互联网上出现了联想在国际会议中“联想长码投给高通，短码弃权不投华为”的相关文章，并迅速发酵。事件后来的发展一波三折，先是华为和联想相继发表声明予以否认，紧接着柳传志发表题为“行动起来，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的公开信，最后则是马云、俞敏洪等商业大佬集体站队柳传志。

　　随着时间的推移，“投票门”事件渐渐平息。但这无论是对于联想公司还是柳传志本人，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柳传志以民族企业创始人起家，晚年却深陷是否“爱国”的舆论漩涡，确是一个令人略显尴尬的故事结局。

　　时过境迁，当我们以后来人的姿态通过后视镜去审视这段往事，我们仍无意，也没有资格对柳传志进行苛责。只是有些许遗憾，如果当年选择另外一条路，今天的华为或许就多了一个并肩作战的队友。

　　与柳传志同一年退休的还有马云。9月10日，马云正式卸任阿里董事局主席。

　　马云创立了阿里巴巴，是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的开创者，创业二十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马云同样广聚人脉，他是继柳传志之后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第二任主席；他在杭州创立了江南会，与泰山会比肩。

　　马云宣布退休的当晚，参加了阿里巴巴20周年年会。当镜头扫过，马云动情落泪。人们纷纷将马云捧上神坛，感叹“一个时代”的结束。

　　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没有所谓的马云时代，只有时代中的马云》。评论指出，盲目的崇拜很难带来成功，认清个人成功与时代的关系，找准方向并付诸行动，才是获得成功的根本。评论一针见血，高屋建瓴，深刻阐释了个人奋斗与历史进程的辩证统一关系。

　　离开马云的阿里依旧生猛。马云退休后，阿里集团交棒张勇。11月11日，在阿里巴巴的全球购物狂欢节上，全天成交额高达2684亿元，再一次刷新记录。11月26日，张勇带领阿里巴巴重返香港股市，首发日市值就突破4万亿港元，力压腾讯成港股市值第一名。

　　离开后的马云则更加惬意。在告别演讲中，马云曾希望“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换一个江湖”。马云果真行走到了另一个江湖，在海南三亚资助乡村教师，去非洲颁发创业奖励基金，在杭州参加女性创业大赛。而最近关于马云的报道，则是现身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周年音乐会，现场指挥爱乐乐团。

　　事了拂衣去。既然选择了隐退，无论是柳传志还是马云，都不会再重新回到原来的江湖，而他们的遗憾或是惬意，悲伤或是欢喜，也都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注脚，长久且清晰。

　　3

　　8月29日，证大集团戴志康向警方自首。

　　戴志康被称为“海门传奇”：绿城宋卫平给他打过工，马云创业时的湖畔花园从他手中购得，郭广昌潘石屹因为他打过官司。

　　戴志康的第一桶金据传来源于“327国债”事件。不过现在看来，“327”俨然成了一个魔咒：赢家之一魏东于2008年4月跳楼身亡；赢家之二刘汉因为黑社会组织犯罪被判处死刑；赢家之三袁宝璟指使人刺杀刘汉未遂被判死刑；赢家之四周正毅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被判有期徒刑16年。如今再算上自首的戴志康，当年从“327国债”事件中大发横财的大佬纷纷折戟。

　　凭借收割的第一桶金，戴志康开始在资本市场腾挪闪转，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财富的跃升。1995年在股市低迷时抄底，重仓以中信国安、东方明珠为代表的互联网股份，并在2000年左右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前逃顶；其后进军房地产市场，同样赚到盆满钵满。

　　喜欢穿长袍的戴志康对艺术同样痴迷，他出手数亿元拍下徐悲鸿、李可染的画作，斥资二十多亿建立喜马拉雅美术馆，每年的运营费用高达3000万元。

　　世人曾经给戴志康贴了四个标签，分别是上海滩私募教父、艺术品收藏大家、楼市大鳄以及互联网金融大神。戴志康虽长袖善舞，但并不是在每一个领域都风生水起。

　　2014年，戴志康切入互联网金融行业，旗下的“捞财宝”线上理财平台上线。在那个年代，“互联网+”的概念方兴未艾，互联网金融甚至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大家都以为这是下一个即将来临的风口。

　　然而没过几年，风向大变。平台企业违规经营，越来越多的平台因为无法按时承兑而跑路，无数的用户集体踩雷。鉴于行业乱象丛生，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也日趋严格。戴志康旗下的证大公司在经营中也存在设立资金池、挪用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且无法按时兑付。

　　在对的风口之上，猪都会飞。而一旦选错了风口，则会摔得很惨。2019年与戴志康一同从风口摔下来的还有暴风影音的冯鑫。7月28日，暴风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单从个人影响力来看，冯鑫远不及柳传志、马云等大佬。可如果从财产上看，冯鑫曾经拥有的财富并不逊色。2015年暴风在深圳创业板上市，创造了40天36个涨停板的记录。股价最高飙升至327元，暴涨了44倍，成为当年当之无愧的“妖股”。在最高光时刻，冯鑫本人账面财富超过百亿。

　　不少人看好暴风的模式，在乐视如日中天的时候，将暴风称为“小乐视”。2015年，罗振宇在“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中狂赞这两家企业，称这两家企业是新的物种，不应该用传统眼光看待，“这些新物种的存在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要学会接受它的存在”。

　　彼时的贾跃亭带领乐视布局手机、电视，大手笔购买体育赛事的版权，在互联网世界横冲直撞。冯鑫也紧紧追赶风口，以VR+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打造自己的互联网生态。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现在来看，乐视的突然崛起更像是一个怪胎，热闹散去，一地鸡毛，空留贾跃亭“下周回国”的信誓旦旦。而冯鑫杠杆收购国际体育版权代理巨头MPS，则成了压垮暴风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次杠杆收购中，冯鑫被控涉嫌行贿、职务侵占等多项罪名，最终深陷牢狱之灾。

　　4

　　光阴流转，昼夜蚀刻。在时代的大潮里，无数的弄潮儿中流击水，有人勇立潮头、有人沉没江底，只留下那些激荡的、传奇的往事被一一封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