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接受外媒采访实录：我不知谁是华为的接班人

1月15日，任正非在华为总部接受外媒采访，华为今日在心声社区发布实录，在采访中任正非回应了众多问题。

以下是部分内容：

·首先，过去30年来，华为公司在170多个国家，为30多亿人提供服务，保持了良好的安全记录。其次，华为是一个独立的商业公司，我们在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上是坚决站在客户这边的。我们决不会去危害任何国家，伤害任何人。第三，中国外交部也做过澄清，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企业安装后门。

·孟晚舟的事情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我在这里就不再做评述。作为孟晚舟的父亲，我是十分牵挂她的。

·(华为)公司所有权的归属是96768名持股员工，这些人要么是华为在职员工，要么是曾经在华为工作多年后的退休员工，没有一个非华为员工持有一美分股票，没有一个外部机构持有一美分股票，政府任何部门没有一美分股票。

·世界上做5G的厂家就那么几家，做微波的厂家也不多。能够把5G基站和最先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世界上只有华为一家能做到。基站不需要光纤就可以用微波超宽带回传，这是一种非常经济、非常科学的方式。它特别适合地广人稀的农村，不要认为农村就是穷的地方，美国大量的别墅区就是很分散的高档农村，没有光纤的话，它怎么看8K电视？如果不靠华为，它需要非常高的成本才能实现，到时不是这些国家禁止华为的5G，而是求华为把这种5G卖给它。当然，华为是以客户为中心，有可能还是会卖的。

·在通讯领域也有多标准的时代，给网络建设增加了非常多的成本，3G、4G都是这个问题。为了使通讯网络能够统一起来，我们共同在5G上达成了一个标准，这就是为迎接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智能社会打下了基础。如果人为地把它分为两个世界，我认为对世界智能社会的进步是有害的。

·谁是接班人，不知道，在循环更替中自然会产生，而不是我制定的。

·2019年，我们可能会碰到国际环境的很多挫折，所以刚才我说我们的增长不会超过20%，估计在1250亿美金左右。我们也不会乘人之危去抢占爱立信、诺基亚它们的市场。

·美国突然不采购华为手机这种大事件出现时，中国有些民众提出要抵制苹果手机。我们的态度是不能为了我们一家公司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国家的开放改革政策。当我们近期在西方受到很严厉的挫折，我们还是支持我们国家继续走向更加开放。

以下是网易科技进行整理后的内容：

任正非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纪要

《Mobile World Live》 Joseph Waring ：您在军队的这段经历，怎样影响的您在华为的管理风格？

任正非：在我入伍的时候，中国人在吃饭、穿衣的问题上都面临很大的困难。曾经在1962年时候我们每个人每年能分到的棉布只有1/3公尺左右，这块布是用来补衣服的。所以，我年轻时没有穿过像样的没有补丁的衣服。

当时中央希望要让中国每个人每年都能穿上一套新衣服，就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化工设备，建立一个大型的化纤厂，希望通过生产化纤来给每个人提供一套化纤衣服。这个化纤厂在辽阳太子河边上，条件非常艰苦，中央调军队去修建这个化纤厂。

当时部队的工程能力比较低，像我这样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得到了使用。部队进入施工现场时，数十平方公里的现场，没有一间房屋，部队全部都睡在草地上，当时是七、八月份。后来工厂拨款建了大批的土坯房，漏风、漏水。那段时间我的体会：一是，接触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二是，吃着世界上最大的苦。当时法国这个化纤厂，自动控制水平是非常高的，至少当时全中国还没有这么先进的工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世界先进技术，还学会了吃苦。我们住在这种土坯房中，既不抗冻，也不防风，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28度。当时中国处于极度困难时期，肉和油的供应极少，东北老百姓每个月供应的食用油是3两，相当于150克。没有任何新鲜蔬菜，这些蔬菜都是在秋天把白菜和萝卜用一个很大的混凝土池腌制起来，做成酸菜和酸萝卜，那么就吃半年的酸菜酸萝卜。主要食物是高粱，而且是很难吃的杂交高粱。我们一边学习最先进的技术，一边过着最原始的生活，这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用一个词总结，就是“冰火两重天”。

但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快乐。那时候我是连队的技术员，由于工作努力，后来晋升到一个20多人的小型建筑研究所当副所长，技术职级是副团级。我们那时的梦想，就是希望在改革开放大裁军之前，能够得到一个中校军衔再退伍，可惜没有实现。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是一个没有获得军衔的退伍军人。

我们在担负最先进的化纤厂的建设过程中，检验先进设备缺少一种仪器，这种仪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一个技术员在国外看见过，告诉我是什么样子。我就用数学推导的方式把仪器的设计推导了出来，但是我对推导并没有把握，就曾去请教过东北大学的李诗久教授，来确定我的推导是否合理。得到他的肯定以后，我把这个仪器发明出来了。当时正好国家开始搞经济建设，国家在寻找好的案例证明科学技术是有用的，我的这个小发明就被夸大成了大发明，被各种报刊、杂志、电影纷纷宣传。由于广泛的宣传影响，我有幸被全国科学大会选中，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

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代，不是党员连炊事班班长都当不了。我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却不是党员，上级很奇怪，所以组织给了帮助，让我成为了党员。我1978年入党后，当时国家提倡干部要四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革命化），我又符合条件，就推荐我去参加十二大选举，我就被选上了。可惜那时候太年轻，对党在这个大时期的大改革什么也没听明白，这是十分遗憾，我那时是个单纯技术观点的“呆子”。我是永远地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但是我绝不会做伤害世界任何国家的事情。

《美联社》Joe McDonald：我们知道过去两周或者最近一两个月以来您面临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今天很感谢您和我们交流。我的问题和安全相关，最近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政府，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政府提出的安全的担忧，其实他们并不怀疑华为技术的可靠性，而是看起来担心华为，甚至是担心所有中国公司。所以我想知道对于华为的外国客户，您能给他们怎样的保证，华为能够保护他们的网络安全，保护他们信息的机密性？另外考虑到中国法律的环境，您的担保有怎样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