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无论是设立自贸区,还是自贸港,从开放的角度来说,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这远远不够,今天的中国,需要新版本的开放政策——我把它称为中国改革的4.0版。”
2019年3月23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上,做上述表示。
郑永年说,在他看来,中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到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的1.0版本,是将外资企业“请进来”;2001年,加入WTO前后,中国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改变自己来符合世界规范,是改革开放的2.0版本;在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开始小规模地“走出去”,这是改革开放的3.0版本。
他认为,这几年,无论是上海的自贸区,还是海南的自由贸易港,从经验层面来看,效果并不怎么显著。他们的研究计算表明,这些自贸区或自贸港,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起的作用也并不是很大。
郑永年提到他与海南省的党政领导进行交流时表示,海南的开放政策以前失败过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的洋浦开发,不了了之;第二次就是“国际旅游岛”建设,结果搞出一个“大陆旅游岛”,海外游客没来多少,主要是大陆游客,也包括“东北人拼命去海南买房子”。
对于国内外非常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问题,郑永年认为,我们对其严重程度远远估计不足。
“我们现在面对美国的不是一个战场,是‘三个战场’。第一个战场就是我们跟特朗普政府的种种贸易摩擦;第二个战场,就是我们跟美国国会的争论;第三个战场,就是战略意义上的‘冷战’,美国的安全、军工系统,他们是要跟中国打‘冷战’。后面这两个战场,有没有特朗普政府都会进行,而且长期来讲,对中国的影响,比第一个战场更深刻。第一个战场最好解决,无非就是(平衡)一些贸易数据,但是后面两个是非常麻烦。”
他以华为公司为例,称华为即使作为中国最好的IT企业,也有40%左右的支撑是完全依赖于西方。“对美国来说,有没有中国市场,就是多一个市场,少一个市场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但对中国来说,没有西方的一些技术,则是关乎很多企业的生死问题。”
所以,基于以上种种因素,中国需要一个更进一步的新的开放政策,需要改革开放的4.0版,这就包括继续向西方学习,并且是真正的“深度学习”、“深入学习”。
“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中国)真的是在(向西方)学,但是后来07、08年以后,西方出了问题(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很多人就骄傲起来了,就不学了,或者是假学,虚情假意。中国新的开放政策要怎么做?用一个AI(人工智能)的词汇,叫我们要(向西方)‘深度学习’,要‘深入学习’,真的要学习,我们现在还不能骄傲。”
这位学者最后讲到:“中国要有信心,一定要开放,只要中国是开放的,没有一个国家能把中国包围起来、封闭起来。美国好像现在民主、共和两党以及各个利益集团,在中国问题上建立了统一战线,集体对中国施压。但施压的目的还是不一样的:华尔街向中国施压,资本向中国施压就是为了中国更加开放。我想,因为中国巨大的市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包括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在比例上不大,但绝对数量已经赶上美国,甚至超过美国了。面对这样的市场,每个玩家都不会放弃,日本不会放弃,欧盟不会放弃……今天我们要改变美国很难,我们只能通过改变自己,改变世界,才能再来改变美国。”
(本报记者吴小飞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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