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晓彬：从零到壹的历史故事 三股力量创建中国资本市场(2)

　　张晓彬解释，我们在筹备股票市场以前就很熟。岐山读书多，知识广，点子多，比我也大几岁。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家里都挨整，都到陕北下乡插队，后来算是表现好，又都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了工农兵学员。工作以后，都做政策研究，他在农研室，我在科委政研室。再后来又都是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所以许多事能聊到一起。还有老一代人的历史渊源，大家相互之间有长期的了解和信任。

　　“他学文，我学工，那时都算是经商了。他到现在还在说，我不是个做官和经商的料。我也认为如果我作个工程师或者医生，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可是那时候国家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哪里还有自己选择的余地。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张晓彬说。

　　接下来，目光再回到证券市场的筹建时刻。

　　无疑，股市是资本市场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但对于那个时期的中国而言，却是具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新生事物。筹建工作的难度和风险都很大。张晓彬们是否畏难过？

　　“80年代，国家派大量的人员到西方学习，我曾四次被派出去学习：1981年到1982年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访问学者，在瑞典和欧洲学习科技政策和管理；1983年作为斯坦福的访问学者，在加州硅谷考察高技术企业和风险投资；1987年作为中国第一位艾森豪威尔学者，穿行美国30多个城市，去了解美国的投资体系和金融市场；1994年又去了哈佛商学院读AMP。这些都是国家对我们的投资，给我们一批年轻人学习的机会。回国以后，为国家干点实事也是正常的愿望。”张晓彬笑言。

　　他说，设立风险投资公司和建议筹建股票市场可以说都是学习以后的成果。1985年，张晓彬组织筹备了中创，其是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要靠市场来筛选好项目，又要通过上市来实现高收益，没有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实际上缺了一条腿，走不出来，必须有股票市场才能形成完整的机制。”

　　现在回想起来，张晓彬感叹，那时候办事的效率很高，大家都有一种争分夺秒的劲头，也的确是赶上那个做事的年代了。“有幸的是，当时有许多开明的老一代领导人，是他们在推动和指导改革。又有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官员、干企业的，大家想到一起，走到一起，能够做些想做的事。”他说。

　　1988：敢为最先

　　一次会议，一种标志，一群创新者。

　　1988年下半年，张晓彬和岐山共同发起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这次“万寿宾馆会议”被看成是中国股市筹建正式启动的标志。

　　张晓彬回忆：那两年，我们多次在万寿宾馆开会。因为中农信(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王岐山时任中农信总经理)的办公室在那里，岐山可以做东。

　　他解释，被大家广为称道的万寿宾馆会议是1988年9月8日那次。岐山和我召集，大宫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人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当时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还有康华这样的国有信托公司都参与了。这么多政府部门和企业界人士集中参与，专门讨论证券交易所的事，还是第一次。这也是研究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一个比较正规的研讨会。

　　那次会上，张晓彬介绍了“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方案，分析了设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可行性。“这份方案由岐山和我发起，其他几大信托投资公司参与起草的。会上，大家都谈了观点，有赞同，有争议。”他说。

　　据张晓彬回忆，也是在那次会上，康华的副总经理贾虹生带来了王波明，请他介绍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工作情况。会后吃饭时，岐山对他说，你干脆不要去康华了，就参加我们的筹备工作好了。当时王波明刚刚从美国回来，打算到康华工作。他提出可以再找一些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参加。因为有许多留学生已经在当地工作，有实战经验。比如，高西庆在华尔街当过律师，波明也在纽约证交所工作过，还有从欧洲和日本回来的一些人。在这之前，我们都是兼职在做筹备工作，有了这批人也就有了专职干事的人了。

　　具体来看，他们为筹建股市做了哪些努力呢？

　　张晓彬说，从1987年6月至1988年期间，大宫、岐山和我张罗组织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讨论会。筹建股市的动议，也从最初的小范围聊天逐步发展到大会小会的讨论论证，参会各方也扩大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体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计委、外经贸部、国务院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市等地方和部门。大家在松散的形式下，组成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以下简称“设计小组”)，规模达数十人。

　　当时岐山还在中农信当总经理，张晓彬说，我们经常见面聊天。因为都是北方人，经常喜欢吃碗面条，点个猪肚丝或酱驴肉之类的小菜，边吃边聊，就这样聊出了好多点子。经过一段时间讨论，我们觉得不只是要论证，更重要的是要组织起来，把筹备的事正式推上轨道。

　　于是，1988年9月，小组会同社会上部分金融、法律的专业人才，每周都组织讨论会，就筹备工作和文件起草一起碰头。张晓彬说，仅花了一个多月，拟就了“中国证券交易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简称“白皮书”)和“中国证券体系规划图”等一系列文件，对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具体管理组织机构等方面都做了具体陈述，而且提出了对起草证券法的设想，以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

　　10月底，张晓彬把“白皮书”转给了国务院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由他提交到中央高层。10月31日，高层领导的批示就下来了，提出让财经领导小组开会听取我们的汇报。当时，姚依林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

　　1988年11月7号，张晓彬接到电话通知，说中央领导已经有批示，安排他们9号上午到中南海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在汇报会上，国务院领导的表态以及对筹建工作的具体部署对后续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后，筹“建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一直到1989年3月15号，成立联办，有了正式的组织，有了人和资金，开展证券市场创建的具体设计筹备工作就算落实了。”张晓彬说。

　　第一次正式当面向国务院领导汇报的情形，张晓彬记忆犹新。

　　1988年11月9号上午九点，张晓彬组织了几个核心人员，一起到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汇报。小川、波明、西庆都参加了，唯独岐山没去。

　　“姚依林副总理进屋看到我们就笑了，张劲夫秘书长也笑着打招呼说，‘是你们几个啊！’当时，我知道，岐山是有意回避，而且事前他已经跟领导报告过了。”张晓彬说。

　　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国家经委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还有人行、体改委、国务院研究中心等部门30多人。

　　当天，主要由张晓彬汇报了“关于开办证券交易所问题研讨情况”，包括开办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和时机，交易所管理体系的形成与市场的组织，开展筹建工作的建议等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