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晓彬：从零到壹的历史故事 三股力量创建中国资本市场(4)

　　据张晓彬回忆：1989年，联办成立3个月后，刚刚起步的工作就被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冲得偃旗息鼓。股票当时被批判为经济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筹建工作一度搁置。几家股东公司也在那次风波以后遭受打击。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把公司450万资金分了解散得了。

　　他清楚记得，当年“联办”有个例会制度。在6月上旬的那次例会上，我和岐山专门去参会。我们一起推着自行车到和平宾馆，边走边聊，谈了很多事。会上，面对大家的困惑和不安，岐山乐观而坚定的鼓励大家一定不要丧失信心。他说，中国改革的历史潮流不是哪天想停就能停的，将来回忆起来，这只会是一个小小的波浪而已。我们一定支持你们，就算是其他理事撤出了，我们两家也支持你们到底。他还判断，这次风波以后，中国的市场会更开放，证券市场将会成为开放中国最大的亮点。

　　“我记得当时岐山说了一句挺透彻的话，他说‘改革开放是唯一的出路，现在不是邓小平想做什么，而是邓小平只能做什么’。据后来‘联办’那些骨干回忆，那次会议给了大家信心，重新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张晓彬说。

　　此后，中央要求在职高级干部的子女都不能再经商。张晓彬因为家里老人退休了，得以继续留在中创。

　　他说，而岐山由于家庭原因离开公司，回到政府。但无论他在金融界、体改办或是在地方工作，都一直关心“联办”的发展和前途。“联办”曾经数次因发表不当言论招惹是非，也曾遭遇重大困难，每次都是岐山从中斡旋解难。岐山走到任何岗位都关心照顾着联办，他当然是创立中国股票市场的功臣。他和我从“猪肚子”开始的故事，自然也就成了一段佳话流传下来。

　　回顾中国证券市场创建之初那些年，“联办”的作用，张晓彬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为体改委和整个国家建立证券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那些年，“联办”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并积极参与了证券市场的设计和规章制度的建立，有力的推动了筹建工作。现在看来，当年“白皮书”关于资本市场结构的设想，现在基本上都实现了。“联办”还设计开发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并于1990年12月5日上线。

　　此外，是为中国资本监管机构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人才。1992年底中国证监会成立，证监会的第一批人员大都与“联办”有关，而且“联办”的一大批骨干如高西庆、李清原、汪建熙、陈大刚、宋丽萍等都成为中国证监会初建时的骨干。

　　最后，是在当时九大公司的支持下，“联办”通过发行刊物，出版证券市场的普及读物，举办交易人员培训班等方式，普及大众化市场投资教育，对推动股票市场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联办成了中国证券业的“黄埔军校”,当时参加培训的人员后来分布在全国各地，很多人成了各大证券公司的技术骨干。

　　但实际上，从当时的资料看，最初设想，是在北京建立股票交易所。但最后却是上海和深圳率先建成。

　　张晓彬解释，当时北京汇集了四大行总行、几十家全国性金融机构、近百家外国银行办事处，毫无疑问是全国的金融中心，确实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具条件优势。但是北京同时也是政治中心和首都，一般情况下，全球的证券交易所大都选择另地设立。比如，纽约、法兰克福。

　　最后选择在上海和深圳，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沪深两地的地方政府非常支持。在上海，朱镕基市长亲自组织，在深圳，李灏书记亲自参与，调动各方面积极参加，筹建也就顺利多了。

　　上海方面，当时朱镕基正筹划开发浦东，开发预算高达几千亿元，这在当时无疑是天文数字。或许也正是这样，让朱镕基坚定了创办证券交易所、向全国融资的想法。

　　1989年，“联办”成立不久，经老和张晓彬专门到上海找朱镕基市长，讨论设立股票交易所的事情，当时上海当地的意见并不一致，银行方面的一些人甚至提出反对意见，经老和我向朱镕基市长汇报了我们的建议和意见，并送上了我们准备的材料。

　　1989年底，朱镕基在上海市委小礼堂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举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邀请了许多金融界专家，其中包括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等人。经老和张晓彬也应邀参加。

　　会上，朱镕基表达了成立证券交易所、深化金融改革的想法。但有人担心，这样会冲击银行存款，更担心会在政治上犯错误。朱镕基非常坚定，最后拍板成立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筹备小组，开始具体组织工作。

　　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儿找懂行的人呢？经老告诉朱镕基，“联办”有。朱镕基很爽快地说，“好啊，那把他们请来，我给他们解决户口问题。”

　　“就这样，1990年初，‘联办’这帮人就投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办中。”张晓彬说。

　　他记得，当时还有不少关键人物参与了最初的筹备工作。

　　诸如，“白皮书”中列出了初期参加筹备人员的名单，还有些人不在名单中，但是在筹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一批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生的老一代领导人。首先是姚依林副总理(1917出生)和张劲夫秘书长(1914出生)，他们在中南海汇报时就说，“办股票市场我们都是积极分子”。还有一批老一代，比如杜润生(1913出生)、经叔平(1918出生)、唐克(1918出生)、安志文(1919出生)等。

　　“他们都是我们的父辈。杜老是农业专家，参与了筹备股票市场的各种活动，纯属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热心和关注，他对事物的分析深刻独到，他的经历和远见卓识时刻在教育着我们年轻一代；”张晓彬说。

　　他解释，经老是经商专家，家中是老上海富商之一，对股票市场早已有亲身经历，他是联办的理事长，我是秘书长，我们常常私下聊天和讨论工作，他经验丰富温文尔雅，所有的事情他虽有主见但多是虚心听我们这批年轻人的意见，虽然他这段经历鲜少被大众关注，但是他对股票市场筹备工作的贡献非常大；唐部长(原石油工业部部长)是筹备活动的积极分子，事事关心，不断地提出问题和建议；筹备中国股票市场的总体工作当时是由体改委负责协调的，安老当时是体改委的顾问，对筹建工作十分关注，每每参加具体活动，时时在帮助我们把握政策分寸，出头协商其它方面和部门。

　　“30年前，这些前辈都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了。他们有着丰富的个人阅历和很强的人格魅力，在政府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很大。但他们在参与筹建工作时，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这种精神和作风，让后人只能望其项背。”张晓彬感概道。他说，想一想，建立股票市场，这么重要的事情和巨大的工程，有他们的指导和参与，真是我们的幸运，我们的筹备工作也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差错，比较顺利地推开了。

　　今天：负重前行

　　目光再投向行稳致远、负重前行的今天。

　　站在改革开放40年、证券市场30年的历史时点上，该如何评价现在股票市场的状况和未来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