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晓彬：从零到壹的历史故事 三股力量创建中国资本市场(3)

　　“整个会议的氛围很活跃，与会领导就股票上市向我们提出了种种问题，我们分头做了解答。”他说，会议最后，姚依林副总理说，要紧锣密鼓地搞，并拍板将有关证券市场的研究和筹建工作归口到体改委。对于归口哪里管理，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有的提出，让人民银行来牵头。“事实证明，领导的决策是正确的，证券和银行是两个完全不同而且必须分开的系统。”

　　那个年代的“民办官助”

　　如果回溯中国股票市场的起步阶段，也许会理解那个年代的“民办官助”。

　　据张晓彬回忆，80年代初期，中国整个资本市场刚刚萌芽。从1981年恢复发行国库券，到1984年北京天桥商场作为第一个国企向社会卖股票，经济生活中已经陆续出现了股票、股份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基本要素。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把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支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回赠给到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在当时被国际上看成是“新中国与股市握手”的信号。

　　1987年前后，国内的国库券和自行发的股票大概也有近千亿的规模——在当时这是个大数。但因为缺乏规范的证券流通市场，这些债券和股票的流通性差，其筹资的作用也不断被削弱。

　　事实上，根据1987的政府工作报告，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新老体制交替的关键期。发展股票市场或许也是解决当时现实问题的一种必然选择？

　　张晓彬坦言，当时股票市场能够搞成,是多种因素合成的。他认为，首先是改革推进的大趋势已经形成，是形势发展的必然，改革开放已经走到那一步了，大规模的企业股份化在推进，大量国库券要流通，企业要融资，存量资产要盘活，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

　　其次，是有一批老一代的领导人坚定的支持改革，并给予了方向性的指导：上有邓小平对创建股票市场的支持，姚依林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方向的指导，地方上朱镕基、李灏等当时上海、深圳的主要负责同志对具体工作的支持。

　　再者是有一批年轻的政府官员、青年学者、回国的留学生，还有一批企业的负责人共同参与。这批人是改革过程中的中坚份子和积极推动者，大都下过乡，当过兵或工人，吃过苦，有思想，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和上通下达的能力。

　　“总的来说，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等几方面的条件共同促成了这一步，是三种力量的助推作用所致；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张晓彬说。

　　诚然，创建中国股票市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上的重大突破。如此重要的改革，在当时为何“民间主导，政府支持”？

　　按照张晓彬的话说，当年，股票市场是个新生事物，国内熟悉情况的人不多。建设股票市场，因为存在理论障碍而显得特别敏感。

　　他解释，80年代，理论上还有“两个凡是”的争论，还在讨论按劳分配还是按资分配的问题。中国究竟能不能搞股份制？能不能发展资本市场？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些问题的争议都很大。

　　“但发展中遇到的现实困境，又使得发展股票市场成为了‘条件不成熟，却非搞不可’的迫切需求。”张晓彬说，“另一方面，以‘设计小组’为中坚力量的民间组织，做了大量前期的工作，并凭借很强的上通下达能力，获得中央高层的支持。”

　　张晓彬说，“民间推动，政府支持”这个调子，是我们向国务院汇报时，姚依林副总理定的。他当时采纳了张劲夫的建议：先有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领导要求我们要少说多做，抓紧筹备。

　　1989：一波三折

　　不过，创建过程中，令人不解的是，有“设计小组”，为何还要成立“联办”？

　　张晓彬解释，“联办”实际上就是执行研究、设计和具体创办中国股票交易系统的工作班子，全称是“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后来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其前身是“设计小组”。

　　他说，“设计小组”是相对松散的组织，没有编制，也没有经济来源。当时要开会，要印材料，要有专人去办事,还要找个办公场所。没有经费什么都干不了。在成“联办”之前，第一笔10万元的筹备经费确实是中创先出的。这笔经费对“白皮书”的起草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而国务院那次汇报会后，筹备工作进入了实操阶段，这意味着要有组织，有人、有钱。“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我和岐山、小川分头联系中信、光大等全国性金融机构。1989年1月15日，在北京饭店召集这些大信托投资公司、产业公司的负责人开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的筹备工作。那次会上，与会的九家公司同意各出50万元人民币，组建一个民间机构，来推动证券市场的建立。这家机构就是‘联办’。”张晓彬说。

　　3月15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了“联办”成立的签字仪式。经叔平被选为首任理事长，张晓彬和大宫分别任秘书长和总干事。“第一个办公地方在王府井原来的计算机研究所，现在已经变成时尚商店了。”

　　但“联办”缘何不直接叫“筹备办公室”呢？

　　张晓彬说，因为需要低调筹备，所以我们不敢叫“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办公室”，我们就想出了“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的名字。当时讨论名字的时候，英文的名字是我建议的。我说，取这个名字就是要人误解，即使不能让人把我们误认为证监会，也会认为我们是组织中国证券市场的那帮人。

　　更重要的是这个名字的英文，Stock Exchange Executive Council，缩写是SEEC，一般国家的证券管理机构都用类似的缩写。所以，这个名字的确“糊弄”了许多外国人，认为“联办”是中国证券领域最高的权力机构。尽管这种误解造成了一些麻烦，但是也给“联办”的工作创造了许多便利条件。

　　而作为筹建中国证券市场的主要工作机构，联办做了哪些关键性的工作？遇到什么波折？